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耕地其实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在困扰中国农业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农业始终面临的历史性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来产出更多，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数量需求。
但自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来，中国农业更是经历了黄金三十年，产量问题第一次远离中国农业，不断提高的品质需求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如何在大农业时代让中国的农业生产更具生命力与竞争力也成为当下的新课题。
农业生产始终追求的只有两点，即质和量，而决定农业生产质、量的要素则有五个方面，良时、良田、良人、良技和良法。也就是气候、土壤、人力、技术和政策。其中前两者定于天，后三者决于人。利用好前两者，解决好后三者，中国农业生产就会不断发展，继续焕发蓬勃的活力。
大自然对中国不吝恩赐，季风气候给予中国大部分耕地一年两熟的可能，而一年一熟制下的东北则又充满肥厚的黑土，长江黄河流出的冲积平原更是赋予中国广袤的耕地，中国农业凭借先天的优势异常早熟，而这又反哺出最勤劳的农民，中国农业只要解决了制度和技术问题，它就一定会健康发展。历史也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铁器时代到来和轮作制的出现，中国人口在东汉突破六千万;玉米和红薯从南美进入中国，明代中国人口突破1亿;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中国人口来到了今天的近14亿。可以说，只要出现合适的政策和技术的革新，中国农业就一定会不断突破，快速发展。
如今，中国农业发展又一次来到历史的新关口。在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国际化趋势愈发明显，世界市场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愈发显著，中国农业生产环境的不断外向化，要求中国农业必须去直面实现了集约化经营的西方农业生产体系。
在全新的农业生产形态挑战下，支持了中国农业三十年黄金发展的原有农村土地政策亟须增益。
固然现有体制下农业生产体制有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但是船小难敌风浪高，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才能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生产成本，逐取规模效益。实现土地流转来强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企业化与现代化成为必然的选择。
之所以土地流转是中国农业迎接新考验的必然选择，其原因不外乎以下诸方面。
第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使一家一户主体下的精耕细作的成本不断提高，加之收益增长过于缓慢，农民种粮积极性当然下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止表现于工业服务业，农业同样受其困扰。
农民之所以更多选择进城务工，其根本原因在于同样劳动力付出，在二三产业的收益远高于农业，劳动力自然逃离低收益的农业而选择城市。在壮劳力离开土地后，仅仅实现了小型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精耕能力必然下滑，土地收益则进一步降低。要解决这一点，方法重点不在于农业下游产业的再发展，而在于农业上游产业—种植业—的企业化。企业化的种植业才会催生匹配的企业化的劳动力收益，农民将因此从社会身份转化为职业身份，农民乃至市民才会因此出现一定的回流，农业才会稳中求进。
要实现种植业的企业化，现有的一家一户体制显然不符合要求，只有通过土地流转集中相当规模的土地，种植业才能实现企业化的发展，才能用规模化经营和大机械化抵消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支付，使回归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完成中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化与完全产业化。
第二，当前的土地流转政策在集中土地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没有改变农民对于土地收益的直接控制，农民的收益要求将自然促使土地规模化后的良性发展，而不至于扼杀农民的积极性。这将促使土地流转下的农业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传统的土地集中制度，往往连带使土地的直接收益远离农民，长之以往，农民丧失对土地收益的获取渴望，耕作效率下滑，最终土地整体收益不可避免的下滑。而现有的土地流转规划下，农民更多以合作社，股份制等现代化、企业化的形态介入。土地在有效合理集中后，股权的所有权性质将使农民对农田继续享有直接收益权，农民因此对于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始终饱有兴趣，这样的农业产业发展才不断充满活力。
第三，土地流转是大农业时代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农业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农业虽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较之于先进农业体系下的大机械化依然距离遥远，而大机械化结合信息化已经是当今世界先进农业经济体的脚下之路，中国农业要继续保持辉煌，必须开始追赶。而在土地流转政策下，资金、技术的集聚优势将催化新技术的融入和再开发，而规模化经营下的标准化生产将直接促使中国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的新发展，这种形态下的中国种植业才会告别“杂牌军”时代，而与新时代一较高下。
简言之，土地流转是中国农业生产标准化、信息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农业生产质、量再提高的必然选择;其必将有益于推进大农业时代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新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