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陈规陋俗，急需摒弃。移风易俗究竟如何开展才能切实有效？河南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旭东提出因地制宜，久久为功。
杨旭东：我们国家近几年来一直在推行移风易俗，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很多事例。为什么要移风易俗？咱就先说这红事当中的结婚，现在农村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道“拦路虎”老乡们总结叫“一动一不动”，“一动”指会跑的小汽车，“一不动”就是不动产，也就是男方在农村要建个二层小楼，这还不行，至少要在县城买一套房子。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大的开支就是彩礼，老乡们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万紫千红一点绿”，“万紫”即一万张5元面额的人民币，“千红”指一千张100元面额的人民币，“一点绿”指一定数额的50元面额的人民币，加起来就是二十万左右，许多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还有白事，老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好赡养、孝顺，却在死了之后，葬礼上欢天喜地地唱歌、跳脱衣舞，简直像办了一场乡村晚会。
除了这些，还有建活人墓、侵占耕地、社会风气败坏、公德意识丧失等等，老百姓对此是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究竟哪些陈规陋俗需要我们移除呢？这就需要一个专业客观的价值判断。陈规陋俗也有合理的地方，比如说乡村的传统葬礼中所包含的伦理孝道、生命观念。因此，现在我们所倡导的移风易俗并非是要“一刀切”，而是要区别对待，详加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我们对待陈规陋俗一个科学、理性、谨慎的态度 。
彩礼移易的是超出人们承受能力的高额天价问题；婚丧操办移易的是大操大办问题；封建迷信我们要移除的是谋财害命、欺骗性的问题；对于“老无所养，孝道式微”，我们要移除的是嫌老弃老、虐待老人的不良习气。
那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推动移风易俗呢？其实这个问题中央文件当中早就有了答案，四个字 “因地制宜”。怎么因地制宜呢？我总结了“四要四不要”：一是要软不要硬，许多地方出台了不少文件，对陈规陋俗作出硬性规定，但这些硬性规定对党员干部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对普通百姓可能不一定有效，同时过于强硬的政策往往会激起民间的反弹，要制定富有弹性的政策和柔软的协商式的执行手段。
二是要缓不要急，民俗的传承性决定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运行的惯性，不会因为外因的干扰戛然而止。我们要充分地尊重和了解风俗的基本规律，久久为功，不可急于求成，而是要制定长效的工作机制，陈规陋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然也不能一朝一夕就去除掉。
三是要立不要破，树立新风尚，逐渐取代陈规陋俗，比如葬礼，我们除了落实好减免火化费用这些惠民政策之外，乡村更多的要建好公共墓地或者骨灰堂让老百姓具备丧事庄重简办的条件，然后出一些硬性的规定，而非一味的限制不能怎么做，却不提供可以怎么做的条件。
四是要不异要统。风俗的差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婚礼当中的随礼问题，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随礼的金额大小也不一样，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很难通过统一的硬性规定予以解决。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吴一凡：我在西南边境的瑶族山寨做扶贫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葬礼，主人家包括全村二百多人会花上三天的时间去操持这个事情。我问主人家，整个仪式花费到底大不大，他说花费很大。可能全家人一年的收入才一万多，但他办这个葬礼可能就要花一万多。那既然要花这么多的钱去搞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取消呢？他却说，因为村庄的文化、各种仪式都包含在传统的婚丧嫁娶之中。我通过这个事情感觉到，如果全村人都为了这个事情共同去出力的话，它确实对于村庄凝聚力的提升、传统文化的延续是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杨旭东：我们对待陈规陋俗，一定是要区别对待，详加甄别，不光是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传统葬礼里面往往有唢呐演奏，在很多地方，它已经是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如果面临移风易俗的问题，这个可能会被取缔，它可能就失去了生存的市场，也进而失去了传承的机会。
我们中国太大了，各地的风俗，无论是美风良俗还是陈规陋俗，种类非常多。不良的文化现象也有它的规律，如果我们过于急于求成，政策过于强硬往往会激起一些民意的反弹，它是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的。福建莆田湄洲湾经济开发区书记林修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请他讲讲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所做的一些工作。
林修岚：我是来自于福建莆田湄洲湾开发区的，这里原来也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一批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开始肩挑着蒸笼走天下，经过四十多年的打拼奋斗，他们基本上都成为了大大小小的老板。这些人发财致富之后，也为家乡做了很多事，但是也有许多人回来以后开始炫富摆阔，比豪宅、比彩礼，然后大操大办，有的家庭也跟风去攀比，所以很多家庭是举债结婚，有的是因婚致贫、因婚返贫
2017年，我们做了一个抽卷调查，有93%的群众认为，现在的彩礼过高，大操大办的现象很严重；近96%的人认为，政府必须去整治陋习，所以我们当时就下决心开展整治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遇到的很多难题，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给彩礼定价，我们经过多方讨论，最后找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城镇居民上一年度的平均收入，我们那边是3.6万，所以我们研究，如果用三年的不吃不喝去讨老婆那就是10.8万，如果不吃不喝五年去娶老婆，那就是18万，所以我们就把10.8万作为我们政府提倡的基准线，18万作为封顶价，但这个封顶线我们逐年再降一点，2017年18万、2018年16.8万、今年15.8万，逐年退下来，最后我们政府的预期是把地方的彩礼控制在10万左右比较合适，老百姓也容易接受。
主持人：具体怎么执行？谁来监督执行？做得到吗？
林修岚：我想移风易俗这项工作最终还是靠群众的觉醒和觉悟，所以我们把重心下移到基层，他们成立了“一会一队”，“一会”就是红白理事会，专门管备案审查；“一队”就是劝导队，既管思想工作又管督导。政府作为主导、倡导在后面鼓励鼓劲，把握方向。
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也制作了一些精准的宣传材料，比如说老年群体，我们就制作了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地方小戏，寓教于乐；青年人比较喜欢看电影、微视频 ，我们也制作了一系列微视频让他们来观赏。
主持人：林书记你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可行的、落地的窍门？
林修岚：如果说有什么好的窍门的话，我们是紧紧抓住了“四个人”。第一个就是带头人——党员干部还有村民代表，他们必须走在移风易俗前头，首先他们的子女、亲属要过第一关，所以要求这些人签字画押，承诺没有做好就要问责。第二个就是关键人——带头致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意见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对村民的影响都非常大。第三个人就是媒人，我们当地有一个习惯，就是媒人有中介费，是彩礼的5%，如果说彩礼是50万，每人就是2.5万，这样无形中一些不良的媒人就会变成抬高彩礼的幕后推手，所以我们成立了媒人的协会、红娘之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动员教育，给它明码标价 ，一桩婚事不管多少彩礼，介绍费都是两千元。还有一个人就是青年人，青年人思想活跃，接受的新思维、新思想也比较快，通过他们做双方父母亲的工作效果特别好。
整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三年多的制止大操大办，据有关部门统计，共节约婚宴费用接近两亿元，同时引导他们把大操大办的钱用于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所以他们很多人把节省下来的钱都捐到了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整个风气从攀比扭转过来，变成积极向上的文明的乡风。
主持人：其实咱们讨论的所有内容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如何界定的问题，风俗和陈规陋俗的界限是在哪？我想第一陈规陋俗，破坏生态环境的一定要禁止，这个是大事；第二违反法律法规的；第三违反道德标准的也要制止；第四超过正常家庭消费能力的，我们要予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