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来，作为大国小农的典型，中国农业一直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精神谱系，入心入脑。
在数字农业的时代，这一条依旧有效，不过每个因素背后的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迁。
01
地利：高标准农田有多远?
2022年，全国要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这是国务院在《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的指标要求。
与20亿亩的现有耕地面积做个简单计算，接下来三年中，我国需要有一半的农田成为“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从字面上理解，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首先是保障粮食安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较2017年下降0.6%。相应的，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2.3%左右，与90%的世界安全标准拉开了不小差距。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军指出，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大，却存在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例如，在我国强劲的消费需求下，玉米已连续两年出现产需缺口，大豆自给率不足20%。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渐将大豆进口重心向巴西倾斜，但中美贸易争端酣战之时，两国还是围绕大豆做足了文章。
此外，在我国粮食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之下，对优质粮食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因此，我国的耕地其实面临着保量提质的双重要求。
数字农业：依旧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老”问题
从历年数据来看，我国粮食总产量从2015年起就基本维持在1.3万亿斤上下，但这一产量来自于20亿亩的现有耕地。而国家的战略布局是，依靠其中占到一半、10亿亩的“高质量农田”，实现1万亿斤的粮食保障任务。也就是说，总体亩产要上千。
差距还有多大?今年10月，《我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出炉。其中提到，2011年起我国累计建成6.4亿亩高标准农田。也就是说，接下来三年内要完成近4亿亩的建设任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后4亿亩中很多都是“难啃的骨头”，工作难度相当大。
高标准农田自身也存在模糊。意见中提出，加快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研究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健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标准，构建农田建设标准体系。业内人士透露，尽管国务院提出了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要求，但在部委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过去，因为多个部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同程度存在着底数不清、面积重叠的问题。如今，机构改革把原来多部门的农田建设管理职能整合归并到农业农村部。针对此前农田建设项目重叠的问题，有关部门正进行专项清查。
目前，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已经设立，由财政部整合中央财政投入机制，会同农业农村部整合设立，用来支持高标准农田及农田水利建设。2019年，中央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85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694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农业生产发展专项165亿元。今年10月，中央财政已提前下达2020年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预算616亿元。
另一个与高标准农田密切相关的部门是自然资源部，它要为国家守住宝贵的耕地面积。自然资源部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构成三条控制线，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承压主体，农田经常成为商业和工程的侵占对象。在国家关于控制线划定的要求中提出，永久基本农田要保证适度合理的规模和稳定性，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高标准农田在哪，有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土空间规划和控制线的划定。
02
天时：庞各庄西瓜，背后是农业技术推广难题
有了农田，怎么种也是个大问题。
时至今日，农业农村农民几乎已经“退无可退”，长年的年轻劳动力流失，让老龄化在农村尤为严重。麦飞科技CEO宫华泽告诉泰伯网，现在留在农村的人，50岁种地还属于“壮劳力”。
在这一角度下，乡村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事实上比城市更为紧迫，尤其是加上粮食安全的考虑。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在我国，从技术转移到产业推广，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国家层面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全国农作物栽培、土壤改良、科学施肥、旱作节水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农药安全使用等重大技术以及优良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省级层面上，则由农业厅或者农业委员会进行衔接。
在地方上，县级植保站往往是农技推广的最后一棒，也是农业管理权的最细颗粒。原因也很简单，再往下如镇村一级，农业方面往往没有独立预算。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严重依赖国家财政，并且在新技术研究和推广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不到我国农业总产值的1%。
瓮安县银盏镇扶贫工作站的唐书碧举例到，有些地区受自然条件影响较为明显，土地贫瘠，为了种植农作物只能使用化肥，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土壤板结，土地耕作性能进一步下降。而政府不愿为此投入资金，农民又缺乏技术储备，经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与此同时，农民由于害怕承担风险，不敢投入资金学习新技术，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农技推广事实上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冯玉林向泰伯网讲述了一个关于西瓜的故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位国家领导人出访日本时，曾品尝到一种皮薄甜香的西瓜品种，回国后专门拨款，指示农业部门进行培育。
此后，郑州果树所培育出来的几吨西瓜种子送到北京。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级领导进行推广，结果“好话说尽，就没有人去接收”。当时，北京地区的传统西瓜品种叫做“黑绷筋”，个头硕大但口味欠佳。即便如此，农民和地区政府仍然不愿意冒着风险种植外来瓜。
其中，只有庞各庄地区的老书记力推新品种。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早在清朝，庞各庄的西瓜已有名气。相传慈禧太后就非常爱吃庞各庄的西瓜，而且能识别出哪块是庞各庄的。历朝的宫廷宴会也常用西瓜作为“冰食”赏赐众臣，所以庞各庄的西瓜也就有了“贡瓜”之名。
第二年6月份，新品种西瓜上市了，由于显然易见的优势，新来的西瓜被市民一抢而空，不到一个星期就卖完了。为了继续鼓励庞各庄西瓜种植热情，在那个配给制的年代，庞各庄地区的西瓜种子“要多少有多少”，其他地区就只能公事公办了。
时至今日，仍有俗语说“庞各庄的西瓜叫京城”。冯玉林坦言，在北京种西瓜，庞各庄的地并不是最好的。但当地对新农业技术的包容和接纳，延续了庞各庄西瓜的传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在我国推广农业技术的难度所在。宫华泽观察到农民群体间的一个特殊现象：他们可以习惯用各种移动支付方式为柴米油盐扫码，但等到购买农用物资时，依然坚持使用现金。
这种心态反映在农业种植活动上，就是非常不容易接受新技术，但同时对技术的好坏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而一旦用上了，就会有极强的客户粘性。
这是数字农业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也将成为日后最深的护城河。
03
人和：职业农民，像快递小哥一样奔跑
2019年，疲软的制造业迎来了用工荒。与生活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低收入和不自由，让作为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纷纷改行，成为了在大街小巷间奔跑的外卖和快递小哥。
美团外卖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有单骑手数270多万，其中77%来自农村，以80后、90后居多。美团模式的成立，证明了农民职业化的可能。
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外卖行业呈现出了当地/周边就业趋势，53%的骑手选择在本省省内工作，河南省同省骑手比例最高，达到了93%，接下来分别是安徽、山西、江西和广西。其中包括了数个劳务输出大省。
本届政府对于城镇化的重视一以贯之，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在进一步消解。有个概念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被提出：“就地就近城镇化”。
就近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不进行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
与城镇化联动推进的是乡村产业振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就地城镇化强调了农村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强指出，由于农业生产有天然的弱势，建立在就近就地城镇化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而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功能”。
这种辐射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基础上，更为深刻的是城镇化进程对于人的改变。就现状来看，我国农民本身是一种职业身份，但又和社会身份相叠加。“农民工”就是一种典型的表达，农民的社会身份与其从事的具体工作是无关的。
这种分裂的背后，其实代表着农业的非标准化和非职业化，“看天吃饭”。而农民工进城大潮中，裹挟着广大农村劳动力对确定性收入的追求，在农民工和外卖小哥的身份中，不知不觉完成了农民的“职业化”。
而职业农民，则是让农村、甚至农村外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原农业部曾发布《“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将职业农民定义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今年3月的农业农村人才工作座谈会上透露，目前的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
生产过程标准化，收入稳定可控，是职业农业生产的特征。通过技术，农业可以实现精准可控。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CEO郭建明曾在美国跨国农业巨头孟山都(Monsanto)负责研发工作。他透露，该企业通过包括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精准撒药在内的方式，结合数字化工具使用，带来了45%到60%的产量提升。即使在引以为豪的水稻领域，美国产量水平比我国的单产还要高出20%。拿到种子怎么种，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宫华泽认为，数字农业可以让农产终端价值与种植过程进行连接，让农民种地的每一个动作都对农产品的价值形成支撑。这种理念下，农村能留下很多很多人，还会吸引很多人进入农村。
这部分人，最后可能成为职业农民，像快递小哥一样在田间地头上奔跑。
不过，即使懂了这些道理，我们也很难想象村头60多岁的刘大爷李大妈根据遥感数据分析农田长势，合理配比农药，最后指挥无人机精准喷洒的画面。
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提供服务，让数字农业的技术价值落地，跑完“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