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是指21.49%的监测点存在超标，严格来说，它不能简单等同于污染面积达到21.49%。
这个污染程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没必要高估以致引起恐慌，但不能被低估，因为较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19.4%的点位超标率，4年间的重金属污染面又增长了两个百分点，说明污染还在继续扩散。考虑到土壤一旦污染往往不可逆，未来的治理成本和生态压力将相当大。
更紧迫的是，几大主要粮食产区无一幸免，且重金属污染在不断加重，达到了“较严重”的状态。此前有官方数据显示，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当然最大的危害还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下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会对人体有害。
现代化的市民更偏爱没有农药、化肥的绿色有机蔬菜，但事实上，土壤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伴生物。比如研究提到，矿业、工业、污灌水是主要污染源，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工业城市、城市工业区或城郊接合部的“涉重”工业生产排放区。
城市化下的市民，购买有机农作物所支付的更高价格，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买单。这种局面说明，城乡都处在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上，土壤污染最终的代价，是由全民承担，没有谁可以幸免。
土壤污染有个很长的隐藏周期，污染显现并产生致害的后果可能要等数十年，所以一些高污染重金属企业，会堂而皇之地先污染后治理，它让土壤污染变成一场公地悲剧。
日益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可以说是对过去环保逻辑的警醒。需要警醒的是，土壤污染潜伏期的存在，意味着即便在当下发力治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过去高速城市化、工业化所衍生的重金属污染源，也未必能有效控制，污染面不排除继续扩大。在这样严峻的格局下，如果还是抱着活在当下、不管后世子孙的思路来换取GDP，会产生严重后果。
过去经常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就在今年8月底，《土壤污染防治法》审议通过，将于明年开始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条文终究只是纸面的约束，要刚性落地还得有严格的配套惩罚机制。比如不能继续抱着谁污染，谁治理的逻辑，不能因为经济效益而对污染有所宽限，发生污染就应该严肃惩处，同时对相关政府官员进行高压问责。
面对日益扩散的土壤污染，以及重金属超标威胁下的粮食安全，必须具备长远眼光，将土壤污染防治置于治理格局的更高层级，花大力气实现土壤质量的根本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