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导向上处理好产业振兴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乡村绿色发展，发展是主线、硬道理，绿色是基调、硬约束，二者同生共长、辩证统一、不可偏废。脱离生态保护的产业振兴是“竭泽而渔”，离开产业振兴的生态保护是“缘木求鱼”。良好生态环境既是产业振兴的投入要素，也是产业振兴的溢出效应。农民收入增加、产品有效供给是发展，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安全也是发展。我们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农业短期效益，也不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借口而放弃农业持续发展；既不能在时序上人为割裂保护与发展的孰先孰后，也不能在逻辑上主观区分发展与保护的孰轻孰重。耕地只种不养、草原超载放牧有违乡村绿色发展本意；土地闲置撂荒，养殖简单关停更非乡村绿色发展初衷。推动乡村绿色发展就是将发展的持续性和环境的永续性结合起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产业振兴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
在调控机制上处理好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乡村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要义，必然涉及资源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格局重组。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与调控方向是乡村绿色发展的基本遵循。市场能够解决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应创新管理、弥补失灵、主动补位。要把市场提供乡村绿色发展变迁动力与政府引领乡村绿色发展方向结合起来，把市场激励自由竞争与政府优化监管服务结合起来，把市场提高发展效率与政府保障发展公平结合起来。充分依赖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资本、人力等农业绿色发展要素的有效配置，激发绿色生产、刺激绿色消费、分享绿色收益。政府应积极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变主动干预为主动服务，在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平环境营造上投入更多精力，自觉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实施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农业协调的绿色管理，构建绿色管理新机制。
在动力依赖上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乡村绿色发展涉及生产力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的调整，既需要科技创新驱动也需要制度创新支撑。科技是生产力变革的根本动力，制度是生产关系调整的基本遵循。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注入活力，科技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空间。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科技驱动与制度创新在乡村绿色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可替代，只有坚持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推动乡村绿色转型。一方面要针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关键领域和重要装备等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不断延长乡村绿色发展技术链条，构建与乡村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支撑体系。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创新为软引擎为乡村绿色发展创造外部保障。重点构建农业资源环境生态动态监测预警机制、乡村绿色发展支撑机制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管控机制。
在发展路径上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
新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就是一个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不断呼应的渐进过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到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完善，从农业税收的废除，到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无不彰显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推进乡村绿色发展作为新时代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没有成例可循，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辩证统一，用顶层设计指导基层探索，以基层探索丰富顶层设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结合我国乡村绿色发展实际在宏观层面做了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制度安排，各地区、各领域、各部门、各主体在具体的实践中应以此为统领，紧密结合各自的区域特征、行业属性、部门特性、个体差异创新思路、大胆实践。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大力开展试验示范、积极创建区域品牌、持续培育区域优势；地方政府应明确主体责任，推进污染分类治理、探索资源循环利用、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涉农产业应立足行业特色，推广农业绿色技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只有坚持基层差别化探索与顶层系统化布局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农业绿色发展才能精准发力。
在逻辑层次上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乡村绿色发展涉及功能区划、生态养护、资源利用，涉及粮食安全、绿色供给、农民增收，涉及政府监管、市场主导、农民主体，领域广泛、环节诸多，主体多元，且各领域、各环节、各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耦合性日益增强，每一项发展任务都会对其他任务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发展任务又都需要其他改革措施协同配合，没有整体推进，各个单项任务就无法完成。整体推进就是要统筹生产方式、加工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变，兼顾源头防御、过程管理、末端治理的有机衔接，协同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绿色供给的全面升级。同时，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乡村绿色发展资源短缺、面源污染、生态退化、产品质量等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以机制体制创新、区域功能优化为重点推进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形成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策略选择上处理好约束监管与激励引导的关系
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从约束和激励两端发力。严格监管、刚性管控是乡村绿色发展的约束力，激励倡导、柔性教化是乡村绿色发展的驱动力。要以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为重点对象，坚持约束监管与激励引导的同频共振。一方面要以硬性的评价指标、产业政策、法治体系、政治约束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控资源用途管制、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明确经营主体责任，确保其严守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同时要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违法严查，跨区域、跨行业、全过程、全链条严格的环境监测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信贷、排放交易等经济政策工具优化绿色发展利益共建共享机制，引导市场主体绿色生产和消费，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同时要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增强全社会对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度、践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