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和农村电商为代表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猛，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2015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交易额达到3530亿元，同比增长了近一倍。
农村电商迅速发展，为解决农村商品“买难”和农产品“卖难”开辟了新路径，为优化重构我国农村产业链组织体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增添了新动力，正成为促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助力脱贫攻坚，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生力量。
一、“互联网+”农业的发展现状
（一）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商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格局初步形成
当前，我国“互联网+”农业蓬勃发展，以阿里和京东为代表的大型平台商积极下沉推进，以邮政、供销为代表的传统城乡流通网络积极上线发展，以生鲜电商为代表的新兴领域专业电商积极探索商业模式，上行下行双向流通，多元主体良好互动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2015年，阿里平台完成农产品销售695.5亿元，整个平台来自农村地区的消费达到230亿元。截至2016年10月，阿里平台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311个淘宝村，比2014年多了近1100个。预计2016年农村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约为900亿元，大概占到农村电商总交易额的16.14%。
消费品下乡方面，2015年第一季度，淘宝网（含天猫）发往农村的订单金额已占全网的9.64%。农产品进城方面， 2015年全国涉农电商共3.1万家，其中农产品交易电商4000家，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年增长率超过50%。
除了消费品下乡，大型综合农资电商平台依托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农资供应、配方施肥等社会化服务提供模式，加速布局抢占农村市场，“互联网+”正全面渗透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二）线下渠道布局和物流网络建设加速推进，为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受村民教育文化水平和快递物流可达性限制，农村电商发展必须以强有力的线下服务体系作为支撑。现阶段，通过实施“农村战略”，几大电商平台初步建立了线上平台、县乡村三级服务团队、仓储物流网络一体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截至2015年6月，阿里巴巴已在全国17个省建立了63个县级服务中心、1803个村级服务站点。京东已在全国建了7个物流中心、3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3万多个村合作点，服务网络覆盖26万个村。
现今，中国邮政在农村发展的村邮乐购站点已经多达33万个。农资综合服务电商代表的云农场，建立了“农资中转+农技推广+农产品交易”的县级服务中心，测土配方综合农资服务覆盖了全国18个省460个县的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
（三）电商平台有力推助了农民增收，正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新渠道
过去，城乡分割发展阶段，农产品进城高度依赖于有限的批销渠道，分散的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往往出现“卖难”或“卖不上价”，农民只获得有限的生产环节收益。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流通新业态，为城乡商品流通创新了渠道、压缩了环节、提升了效率，让农产品买卖方对接更加直接顺畅，也让边际收益更高的农产品定制化生产、直供直销成为可能。
山东沂南县一个返乡青年注册了“桃本桃”电商公司，推出网上订购和众筹模式，过去每斤几元的桃卖到每斤35元，带动周边发展蜜桃600多亩，35户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四）互联网交易形成的大数据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风险控制基础
依托电商平台交易大数据产生的快捷征信评价，缓解了小微金融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难问题，有利于降低普惠金融管理成本。通过交易记录进行信用评价，并以订单预付抵押款为担保，早在2013年开始蚂蚁小贷就向涉农网商发放了小额流动性资金贷款。
蚂蚁金服从2015年9月上线以来，到2016年2月已覆盖24个省139个县2425个村，户均贷款金额为4.4万元。京东平台基于商品购买信息掌握贷款使用用途，及时判断和甄别贷款风险，极大简化了小贷流程。邮政开发了专门针对村邮乐购站点的掌柜贷，2016年累计给村邮乐购的掌柜发放贷款3亿元。
二、突出瓶颈与问题
（一）协同不够、整合不足，推进“互联网+”农业的政策体系有待建立
“互联网+”农业涉及的职能部门主要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工信部、交通部。农业部主要抓信息进村入户、农产品电商方面的政策；商务部主要从流通再造角度考虑“互联网+”对传统城乡批销体系的影响；工信部、交通部主要关注有关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支撑问题。
总的来看，目前政策供给对“互联网+”农业尚未形成系统性、战略性、整体性的思考与协同，对“互联网+”农业如何服务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缺乏统筹性、统领性的构想和设计。已有工作更多是延续各部门原有思路，维持各自为政、跑马圈地格局，部门政策在重要任务方面缺乏互联、互通、互配的协同推进机制。
从政策工具来看，仍然是以传统的项目示范为主，缺乏对互联网交易农产品等的有效统计和监测，对引导和规范互联网企业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促进政府资源与市场力量的融合、市场主体之间有效竞合，还需要更多政策机制创新。
（二）配送成本高昂、触网率极低，“互联网+”农业的基础环境有待改善
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还有近4万个行政村不通宽带，农村宽带入户的比例仅为17.67%，不及城市宽带入户比例的1/3。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9%，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1.7%，比城镇地区低35.6%。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全国农户层面超过五成（53.76%）的农户未使用过互联网，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不到两成；所调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主要是娱乐（44.3%）和聊天交友（32%），消费品购买和农产品销售运用仅占一成或更低。
我国仍有近5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已通村道仅有3.5米宽，不利于物流快递车辆通达。村级物流配送方面，除了经济发达的城郊村庄，大部分村庄至今没有物流配送。据调查，即便有物流配送的村庄，单件快递配送至县与县城配送到村庄的物流费用为1：1甚至1：2。
“最后五公里”的高昂配送成本和城乡“数字鸿沟”相伴生的极低农户触网率，事实上对农业农民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构成极大阻碍。
（三）流通设施不配套、标准不健全，“互联网+”农业的基础设施有待夯实
农产品是典型的非标准化产品，不易存放，对流通配套要求较高。以冷链物流为例，目前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仅为5%、15%和23%，冷链运输率分别为15%、30%和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90%左右）。田间地头预加工缺乏及冷库冷链资源不可及，使我国果蔬、肉类和水产品流通腐损率分别达到20%、12%和15%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5%），极大限制了农产品生鲜电商的大规模发展。
标准化方面，受制于传统农户分散生产方式，农产品流通主要依赖本地批发市场，绝大多数未能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分级处理。没有农产品标准化分级保障，缺乏面对面验货交易的互联网流通的全面推广将会受到制约。
（四）品类单一、领域狭窄，“互联网+”农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有待挖掘
当前，“互联网+”农业发展较好的，总体集中在基础设施及物流条件较好的区域。品类方面，农产品进城主要是相对易存放、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零食、坚果和特产，单品销售最高的前三类分别是枣类、茶叶和干货。下行一端，2015年阿里巴巴旗下平台的农资下乡交易额为50亿，同比增长83.24%，约为农产品销售额的1/14。
地域分布方面，农村电商消费和农产品上行，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物流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农产品网商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案例，多数是有较好产业集聚或批发市场基础的地方，“华丽转身”、“锦上添花”类案例居多，“无中生有”、“平地高楼”式案例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