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离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渐近，市场对农业的关注度再次提升。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年已取得阶段性进展，2017年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其深化改革将怎么走？
案例1
30岁的退伍军人张小军（化名），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又一年春节将至，他考虑明年可能就不再回北京了。他想回山西老家承包一大片地“种东西”，还想拉同学一起回老家做农村物流创业。
用互联网和工业生产的思维，回农村做事业，是这位北漂青年想做的事情。另外，2016年不管是互联网巨头，还是传统企业，资本下乡的步伐加快。
案例2
中国农业离现代化的差距，恰恰是很多企业看到的机会。北京一家农业大数据企业高管王瑞，此前在华尔街工作，刚回国几个月，大多数时间在中国农村调研。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北京、上海跟纽约已经差距很小，但农村跟美国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就是资本的机会。在王瑞看来，资本竞争充分的领域，回报率会越来越低，而农业还有很大的潜力，比如农村金融、农业大数据、农业信息化等。
案例3
北京中关村一家大数据企业创始人张弓，是从美国回来的气象科学家，农业大数据开发，是他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中国农业与美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差距，也让他看到了机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提高农业发展效率的核心路径，也是2016年以来的政策和产业布局重点。
这种融合让互联网进农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开始影响农村，无数像张小军这样的年轻人正在成为农村新型的经营主体，互联网企业和资本巨头也在进村。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8.2%，其中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5%，而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投资增长速度高达21.8%。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吴晓介绍，如果说农业、农村是目前工商资本的投资热土，那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这片投资热土中最为耀眼的亮点所在。
2016年农业生产新型经营主体逐渐增加，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先后采访山东、天津农村地区，部分农村地区，已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科技金融、物联网等新业态引入农业领域。
吴晓介绍，当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发展的基础还是比较弱，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要素瓶颈制约和体制机制障碍没有突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能力也比较弱，利益联结机制不是很完善。
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发布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多个农业领域中长期重磅规划文件，还有系列鼓励农村电商、农业大数据、农村金融等相关领域的文件。2017年一批文件将继续落地，地方性政策文件还会进一步细化。
12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农业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现代渔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为了鼓励像张小军这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中提到，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返乡创业。
不过，也有专家建议，一二三产业融合是自然的过程，政府没必要多加干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二三产业融合是要有条件的，比如说北京、上海一些有条件的郊区，因为有条件，资本自然愿意进去。农民愿意将土地和外面的资本结合起来，没有条件的地方无法融合。各地制定政策上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重点 ★
2016年另一个关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改革，是土地改革的缓慢推进。
中办、国办近期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三权分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这一重大农村改革进行了部署。
《意见》指出，完善“三权分置”办法，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发挥“三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
官方公开解读称，这是适应承包户分化现实、顺应新型城镇化趋势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意见》也指出完善“三权分置”办法涉及多方权益，是一个渐进过程和系统性工程，要坚持统筹谋划、稳步推进，确保“三权分置”有序实施。继续推进“三权分置”，将是2017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 部分农产品价改路线初露端倪 ★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改革重点是，粮食价格改革继续推进。2016年起，我国取消已实行8年的玉米临储政策，拉开了粮食市场化改革序幕。而作为推动农业供给结构转型的最重要的工具，明年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已经露出端倪。
在我国自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市场的同时，中央提出了价格调控的主要手段，对稻谷和小麦两大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国家委托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粮食企业，按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之后，政府扩大了价格调控的农产品种类，玉米也被纳入框内，临时收储收购政策应时而生。在“托市”政策的支撑下，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粮价持续上涨，逐步超过进口粮价，产生愈发严重的倒挂趋势，极大刺激了粮食进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在多重压力下，2014年中央决定开始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
实际上，近期发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均对未来五年的农业价格改革作出了具体安排。专家表示，根据我国已明确的中长期规划，主要农产品中的水稻和小麦将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未来五年内这两大品种的价格形成还难以与政府补贴“脱钩”，明年农业价改的“硬仗”可能还将集中在玉米和大豆两个品种之上。
由于我国前几年都一直在执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抬高了国内玉米价格。但国际市场上玉米接连丰产，价格不断走低，直接导致国内外玉米价格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高库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目前临储玉米总库存超过了2.7亿吨。即便2016-2017年度我国玉米产量为零，国储库存里的玉米也能够满足我国一年的玉米消费量。这也是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一个领域。
于是，2016年国家在内蒙古和东北三省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刘小南表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生产和需求，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玉米，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入市收购；另一方面，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给予一定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拨付到省区，由地方政府统筹补贴资金兑付给生产者，以保持优势产区玉米种植收益基本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记者，现在看来，明年玉米价格也要继续放开，执行价补分离的改革政策，这也意味着实施了长达8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将成为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正如李国祥所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目前，在稻麦口粮生产保持稳定的同时，库存压力大的玉米要调减3000万亩以上，市场紧缺的大豆面积要增加9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玉米在执行价格改革的同时，大豆的价格改革也需要同时推进。
我国从2014年开始取消东北大豆临储政策，试点大豆目标价格改革。大豆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当市场价低于目标价时，根据价差和种植面积给予种豆农民补贴。有关政府部门今年多次针对这项改革工作进行了调研，但明年是否要继续执行这项改革措施却引发了市场争议。在一些专家看来，这项试点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记者在吉林省部分产区采访发现，大豆价格启动改革这两年，由于“随行就市”持续走低。去年，敦化、蛟河等地每公顷玉米纯收入已是大豆的1.5倍以上，导致大豆种植面积“断崖式”下降。不少农民直言，目前种植大豆与玉米的收益仍相差悬殊，农民种地就图个效益，种植大豆没有吸引力。敦化新立瑞丰家庭农场“场主”张朋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每公顷大豆产量4500斤，市场价1.8元/斤，目标价格补贴约0.2元/斤，总收入9000元，扣掉种植成本4000多元和租地成本4000元，实际收益1000元左右。而一公顷玉米能收入1.2万元左右，而成本仅高出1000多元，纯收入将近3000元。”
但也有专家认为，现在就判定目标价格试点是一个无效的改革尝试有点言之过早。东北某大豆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大豆目标价格能在随行就市的前提下，有效抵御国际市场的低价冲击，而且这个制度是个不干涉市场的绿箱政策，它才实施两年，还看不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表示，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手段，因此如果有关部门需要讨论明年是否取消目标价格试点时，需要更加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