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他们”中的基层代表，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33年的吉林省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技术员王贵满来到北京，来到全国政协礼堂，来到了全国政协“健全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补齐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然而当下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备受全国政协及政协委员的关注。为此，全国政协将“健全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确定为第六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并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民革中央分头进行了深入调研筹备工作。
在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的座谈会现场，应邀而来的王贵满代表的是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一环”，还有多位来自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有关方面代表，大家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建诤言、献良策。
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真正的农业生产力
在“西菜东送”源头之一的高原农业重镇云南，在热带农业发展闯出一条路子的海南，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岳福洪、侯建民（驻会）带队开展了题为“完善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调研。
广泛座谈是了解全面情况的重要途径，深入实地则是掌握现实问题的重要基础。调研组深入基层推广场站、农业科技园区、试验示范基地以及田间地头，倾听了基层农技人员、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种养殖大户及农民代表等的真实心声。
在带着耳朵听，带着眼睛看，带着头脑思考的过程中，带队的陈锡文常委印象深刻的是，现代农业本身正以飞快的速度，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新品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新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供给能力。“在国家农技推广体系之外，能够为农民提供新品种、新技术的新的农技推广主体也层出不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能力不足。”
陈锡文用两个“层出不穷”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农技推广已经不可能只靠国有专业机构包打天下，我国农技推广领域已形成“一主多元”格局，现在要做的是让这个新格局进一步完善。
“的确从地方实践看，这个‘一主’与‘多元’还没有配置好，没有形成整体效益最大化。”在李成贵委员看来，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我国省市级农业科研机构与推广机构设置“两张皮”现象，而这一现象也在讨论中被频繁提及。
在科技推广体系中，科研与推广本应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但事实上这些科研单位进行的工作与农技推广体系并不衔接。因为我国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加之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机制建设滞后，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机制尚未建立，农业科研单位应用研究的成果要么不贴近市场需要，要么可用成果束之高阁。
站在科研服务农业市场的角度，薛亮委员建议，在科研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对应用基础研究向后延伸，加大应用研究比重，争取多出能够为生产实践服务、达到拿来能用的成果。
其实，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农业专业人士，分布在各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之中。调研组在云南调研时，云南大学开展的“大学农村科技推广服务模式”，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云南大学以会泽县和剑川县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校县联合运行。学校百名教授、博士与百名县级干部职工下基层，进村入户，结对帮扶农户和企业。”侯建民介绍说，在调研中，农户们对这支队伍十分欢迎，而老百姓对“知识和科技”的信任，换来的是当地烤烟、马铃薯、核桃、反季节蔬菜等产业的发展。
在与会人员看来，加强农、科、教的融合，不仅是促进农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推广有机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产实践出课题、让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霍学喜委员更是建议把这种“农、科、教”融合的模式固定下来，他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教育部及涉农部委、省（市、区）政府配合，制定促进农业院校与农业区域发展紧密结合的区划。“具体按照全国农业区域差异及重要农业产业分布，结合农业院校及其学科优势、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及有效服务半径，实现每个县级行政区至少与一所院校实现有效对接。”
“科技转化别忽视金融的作用，要鼓励多种资金进入农业科技领域。”车迎新委员来自金融领域，他深知，资本在进入农业领域的同时，往往会高起点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发挥好资本的纽带作用，推动农业科技快速实现成果转化，放大科技创新效应。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
谈起农技推广问题，曾经分管过此项工作，又参加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此前深入调研的范小建委员，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2012年《农技推广法》（修改稿）出台之后，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不断深入，取得积极进展。但他在调研中发现，农技推广体系中定位、稳定、管理体制等一些传统性问题依然存在。
“为什么在法律法规出台之后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范小建坦言，法律条款对农技推广体系的职能定位写得非常清楚，但不执行就没有意义。“建议主管部门要态度坚决地围绕基本职能加大检查和考评力度。”
那么在“一主多元”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什么是基本职能？
陈锡文认为，“一主”中国家农业部门所属的专业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都有限，因此必须进一步突出其公共性和公益性的职能，发挥好对其他农技推广主体的引导、服务和必要的监管作用。
在突出“一主”公共性和公益性职能基础上，范小建还想着重表达的是，农村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为农技推广体系搞活经营创造了条件，但这不能改变政府农技推广体系的基本职能。科研、教学单位进入农技推广领域，完全是市场化的机制在起作用，与此并不矛盾。
突出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同时积极鼓励“多元”推广主体，乃至经营性推广机构，这是讨论中委员们的共识。毕竟，哪一种单一的推广模式，都不足以满足当下农业市场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多样化”才能把大家需要的技术真正“送到”老百姓手中。
“我们在贵州毕节地区的威宁县调研时发现，这里虽然不是马铃薯的传统优势产地，但当地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的是马铃薯，农户积极性非常高。”刘身利委员在讨论中，提及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的一幕。
一番了解，原来中农发集团下属马铃薯种业公司在威宁建立了大型种薯研发中心和培育基地，企业自己组织优良品种培育和种植技术培训，聘用专业技术人员120多人，下乡进村入户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结果马铃薯从过去亩产一吨多提高到了两吨以上，农民当年就实现增收，对毕节地区的产业扶贫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政府既要重视发挥政府部门农技推广机构的主体作用，又要重视发挥农业企业在农技推广中的应有作用。”刘身利解释说，农业企业在农技推广中有动力、有手段。因为企业在农技推广中会与自身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谈到推广，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上网农户的增加，互联网在农技推广体系中有着天然优势。加快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享、开放的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这是伍跃时委员的建议之一。“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开展农业植保、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农业科技型企业投资建设的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政府、企业、社会可分类实现共享和有偿服务，无需重复建设，对农技企业的信息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给予一定的后补助。”
事实上，目前在鲜活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的技术服务方面，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等，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委员们同样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政策，对经营性农技推广主体中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等，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以形成我国规模宏大的社会化农技推广力量。
针对新型经营推广主体，此前农业部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座谈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紧密衔接，促进公益性推广机构与经营性服务机构相结合、公益性推广队伍与新型经营主体相结合、公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
可见，在“一主”与“多元”的关系上，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不断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建设
“一块大牌子，一栋旧房子，几张破桌子，坐着七八个老头子，不知道要干啥子”顺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往下走，基层农技站可谓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而刘晓庄委员描写乡镇农技站的几句打油诗，让听者想乐却乐不出来。
农业现代化，人才是关键。但无论从调研还是从基层反馈来看，似乎愿意从事基层农技推广的人才日渐稀少。究其原因，刘晓庄连用了几个形容词，“工作艰苦，待遇偏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知识陈旧，活力不足；晋升困难，提职无望。”
委员们都深知基层农技推广工作者的“难”，朱保成委员在发言中建议，要把农村科技放到农村教育医疗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好农村基层科技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能让他们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只保障基本待遇问题还不够，要切实调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让人才‘愿意来’还能‘留得住’，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刘晓庄为代表的不少委员认为，可以参照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农技人员领办、创办、帮办合作社、专业化服务组织或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支持农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承包等方式获取合理收益。
同样是关注农技推广队伍问题，陈星莺委员建言的角度在于“提升推广队伍的专业素养，完善‘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等培养和长效学习机制。”
听着这些为农技推广员“代言”的声音，王贵满频频点头。然而到他自己发言时，谈的却不是农技推广员。王贵满所在的梨树县，是吉林省传统农业大县和财政穷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工作经费地方承担的部分因此一直没着落，“有钱养兵，无钱打仗”这才是让他最为着急的。“盼望中央财政在农技推广项目上的支持力度能进一步强化，不能由于经费保障不足让公益性推广人员搞经营、卖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再发生。”
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不是小事，农业科技创新在给广大农民带来一个个实惠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国农业发展能逐步实现由“靠天吃饭”向“靠科技发展”、由“藏粮于仓”向“藏粮于技”、由“广种薄收”向“科技增效”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