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耕地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
蒋高明：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高科技，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产物吗？靠技术来治理污染，或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将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更难以治理的污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治理耕地污染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说它是，仅仅是个手段而已；说它不是，因为还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何等重要，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好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关键是要有行动。千呼万唤的绿色GDP考核指标迟迟不能出台，这会影响耕地污染的防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指标。虽然绿色GDP在技术上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攻克，但是，绿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绿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
其实，回归传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使种地与养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现代科技千万不能排斥和无视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六畜”我们重视得很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秆。理论上，秸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不相上下，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学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进行链接。但现在仅利用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光合产物的另一半（即秸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如2015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58亿元，但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达几百亿元，净效益低；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2500亿元。内蒙古畜牧业产值是在8666万公顷草原上获得的，山东是在760万公顷耕地上获得的，两者相差10倍。其中，山东养殖的牛羊等食草动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所以，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核心问题是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将动物生产加进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
我们可以看到，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已经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没这么受“宠”，如同靠耕地生存的农民一样，很少有人提及它。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但它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这个大问题。可以说，不重视“三农”就不可能重视耕地，不重视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视耕地污染，也就谈不上治理了。
发达国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是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美国为例，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采用农药花肥总量控制、限量使用，严格控制施用剂量；同时，发展综合性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防治，提倡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实施环境补偿政策。在美国，只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还不够，污染了还要付出“自愿”接受惩罚的代价，这就是实施环境补偿项目。具体是指企业违规或违法后，在法定要求的纠正违规行为之外政府还要求“自愿”执行的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以解决其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
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