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扶贫资金被当成“唐僧肉”，由于村级民主监督不到位，扶贫公事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家事”。记者发现，在不少地方，迫于对基层干部的畏惧心理，群众对发生在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往往“敢怒不敢言”。什么样的“防腐剂”才能防止村官腐败，保证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风清气正？
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即“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
扶贫资金被当成“唐僧肉”
广西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说，他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少村干部认为，申报扶贫领域项目很辛苦，从资金里抽取一些“回扣”理所应当，把扶贫资金当成了“唐僧肉”。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中部地区一国家级贫困县下乡时，有村民反映，2014年，该村以42户村民名义申报了一个茶叶种植的扶贫项目，种植规模为222亩，项目资金44万元，按照政策，75%的资金要分配到户。而经村民实地丈量，项目实际面积不足20亩，且42户村民中还有去世多年之人。同时，发放到村民一卡通的资金第二天就被村里套走，村民每户只拿到200元，项目至今仍未实施。
据了解，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在当前扶贫领域是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近年来查办的扶贫领域腐败案件，主要发生在惠农专项资金、退耕还林补贴、低保发放等领域，有的干部‘雁过拔毛’，贪婪程度令人震惊。”陕西省山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席健康说，全县有86项惠民补贴，形式上虽然实现了“一卡通”，但在申报环节仍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虚列名单、偷刻印章、复印村民身份证、冒领等方式，或在申请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犯罪形式也更加隐蔽。
西部地区一设区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曾查办当地的一起案件，一国家级贫困县申请了100万元资金为一个村修桥，经各级干部层层截留，最后真正用于工程的竟然只剩下7万元。
除此之外，多地群众反映，要获得一些帮扶，必须通过村干部的申报，诉求才能上达，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后者，满足对方的索贿要求。
广西博白县近期查处的一起案例中，新田镇百岸村原村支书蓝元雄在帮助群众申报农村改厕项目时，按每户50至100元的额度收取好处费共1.27万元。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镇一村主任为村民申请低保后，困难群众来领取时，先要交500元的好处费，否则“一律免谈”。
记者近期在陕西关中地区某县采访时，一位农村低保户反映，村主任找到他索要数百元费用，理由是“为你办低保跑前跑后，你不给报销个路费?”“村干部不帮着申报，咱连低保都吃不上，给就给吧!”该村民无奈地说。
个别手握扶贫项目和资金的权力部门负责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将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变现谋利。已被提起公诉的江西省分宜县扶贫和移民局原局长龚平供述，每年除固定的扶贫资金外，省里下拨的数百万元经济发展资金由该局自主安排。为获得这笔款项，当地12名村支书累计向他“进贡”32万余元。
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热衷向龚平争项目争资金，一方面是因为争取到项目后可以加强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移民项目的验收，虽然县移民局要求项目要做到100%，但实际上只要做到七八成就可以通过，剩余的钱就成了村里的开支。
此外，部分基层干部还存在“优亲厚友”行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发放低保过程中，有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照顾亲属，大搞“人情保”“关系保”，搞“利益集团”。发放危房改造、农村改厕、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时，不从实际出发，对不符合条件的亲属，“创造条件”也要给亲属，对符合条件的其他群众却视而不见。
记者在安徽省金寨县采访了解到，该县白塔畈镇光慈村党总支书记王孝华存在违规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经查，2009年至2015年3月，王孝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有关规定为其父母办理低保，先后骗取低保补助款1.6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