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侧改革近来人们谈论较多。但是细数一下，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农业问题比较特殊，涉及三农的重大改革又相当复杂，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尽管如此，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与急迫性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有关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失衡等问题，应投入力量重点研究。
——亚夫
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和效率。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劳动力等量的投入和扩张，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综合配置效率并没有明显提升，总体甚至呈下降趋势。由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受阻，农业增产只能长期拼资源、拼消耗，一些地方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不断加剧，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难以大幅提高。
一个高质量、有效率的农业供给体系，不仅取决于生产环节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更取决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和整个产业链效率的提升，也即从田间到餐桌各产业各环节的有效耦合。
长期以来，为追求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持续增产，农业政策和资源要素投入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环节，对产前产后环节投入不够，农业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产业链环节之间耦合性差，协同效应不强，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匹配性差。
在迈向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国总体上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宏观调控框架体系，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规范化、机制化的政府行为方式尚未真正确立，部分政策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造成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涂圣伟 周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农产品总量不足是主要矛盾，促生产保供给一直是农业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线。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持续多年增产使我们真正告别了农产品短缺，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实现向供需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转变，以玉米为代表的部分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顺应农业生产要素关系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变化，着眼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但从历史上看，农业有其自身特殊性，涉农重大改革大多极其复杂和敏感，不确定、不可控因素较多，处理不好极易带来减产减收风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局限于库存多少、成本高低等数量型、表象化调整，关键要尽快扭转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失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失衡格局，推动农产品供求平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跃升。
认清农业结构性问题产生的三大根源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泛化和表象化，既要关注库存怎么减、成本如何降，更要关注高成本、高库存、低竞争力“二高一低”现象背后的长期性、体制性矛盾。
1．农业要素投入结构长期失衡
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和效率。粗放型增长方式更加依靠物质资本、劳动力等量的投入和扩张，集约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我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与质量提升不同步、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根源在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失衡的局面长期没有根本改观。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城乡大流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改善了人地关系，在市场需求增长、技术进步的共同带动下，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但是，由于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制度坚冰并没有完全消融，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面临诸多障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出现“两个逆向变化”， 即剩余劳动力退出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进入不同步，高素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不同步，现代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不充分，农业生产要素质量和组合效率没有根本性提高。
测算表明，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综合配置效率并没有明显提升，总体甚至呈下降趋势。由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受阻，农业增产只能长期拼资源、拼消耗，一些地方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不断加剧，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难以大幅提高。
2．农业产业链协同存在“梗阻”
一个高质量、有效率的农业供给体系，不仅取决于生产环节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更取决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和整个产业链效率的提升，也即从田间到餐桌各产业各环节的有效耦合。从全球农业竞争趋势看，市场竞争的层次已经由单个产品、产业环节的竞争向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转化。当前我国部分农产品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不是总量出现了绝对过剩，而是竞争力持续下降导致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长期以来，为追求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持续增产，农业政策和资源要素投入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环节，对产前产后环节投入不够，农业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产业链环节之间耦合性差，协同效应不强，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匹配性差。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作为联结农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纽带，具有调节器和缓冲器作用，但近年来为刺激生产持续提高农业支持价格，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原材料成本刚性上升、终端产品市场化波动的不利局面，原材料采购与成品销售价格倒挂，出现“稻强米弱、麦强粉弱”现象，由于缺乏稳定持续的支持政策，加工企业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企业补库存、扩大产能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对农业结构调整的风向标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对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不强。
3．宏观调控机制化建设滞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强宏观调控机制化建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实现经济的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多、供求规模大、区域差异明显，加强农业宏观调控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几次大飞跃，无不与农业宏观调控的强化和改善有关。
在迈向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国总体上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宏观调控框架体系，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规范化、机制化的政府行为方式尚未真正确立，政府越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政策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形成，扰乱了市场运行，造成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其中以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最为典型，临时收储政策对稳定玉米生产和市场运行功不可没，但增产导向下临时收储常态化，固化了市场提价预期，收储价格快速提高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造成“国家收储—进口增加—国家增储”的不利局面。另外还有玉米深加工政策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鼓励生物燃料乙醇生产试点消化陈粮，到限制玉米深加工再到近年来鼓励深加工消化库存，在准确定位和有序发展玉米深加工方面，宏观调控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防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风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增收等基础民生问题，农业的特殊性决定“去库存、降成本”过程更具不可控性，不能低估改革的复杂性，要切实搞好风险应对，做好为改革付出成本的准备。
1．粮食减产甚至滑坡风险
粮食生产存在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政府托市收购农民粮食，事实上替农民分担了部分市场风险，这是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以调动，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粮食“十二连增”是政策资源累积和透支生产环境基础上取得的，粮食产能并不稳固，特别是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和农民收入主渠道变化，粮食供给弹性有所加大，需求刚性特征随总人口增长、城镇化推进等更加明显，发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基础依然存在。
测算发现，2009-2013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对种植面积的弹性系数从0.21增加0.65，这就意味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稳定种植行为的效应在递减，价格变动会带来更大的生产波动。如果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节奏把握不好，就可能带来粮食产量的较大波动甚至多年下滑。
从历史来看，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982-1984年政府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连续几年丰收后出现卖粮难问题，价格随之走低，随着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粮食种植面积减少6000万亩，产量大幅减产6.9%，之后连续4年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水平；1998年粮食生产进行第二次结构调整，农民种粮意愿下降，1999-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多年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较1998年减少15.9%，年均递减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