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返乡日记”“回乡见闻”不断走红，农村变迁、农民困境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讨论。“记忆中的美好”与乡村现实变化的冲撞和错位，令不少人忧伤感怀。在工业化、城镇化奔涌向前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村庄凋敝、劳动力流失、基层组织瘫痪、村民自治失灵、乡村治理面临困境。
乡村治，百姓安；百姓安，则国家稳。如何将原子化的农民凝聚成紧密联结的村庄共同体？乡村如何迸发勃勃生机？这成为代表委员们思索的话题。
1、集体组织和村民自治要共同发力
“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些人，但自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变化非常明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韶关市委书记江凌曾任农村改革试验区清远市委副书记、市长，他介绍，清远把村委会的自治功能放到自然村，并以自然村为单位实现村民自治。“每个村建立一个村民理事会。”江凌说，通过村民理事会，村民自己研究、解决整个自然村共同关心的问题，效果非常好。“很多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村民理事会解决了。”垃圾解决了，小公园修起来了，村容村貌改变了。还发动农民筹资筹劳，发动外出的村民回来支持家乡建设。过去土地的分配是碎片化的，现在通过村民理事会，以自愿为原则，大家互相调配，使同类型的土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或者统筹土地，入股到一些农业专业户里，村民一方面有租金收入，参与分红，另一方面，也可以到专业化的合作组织里参与生产，获取报酬。
“基层村干部有三难，一是分田到户后集体经济架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低了，村干部干不成事。二是村干部待遇低，一年一万多元，老了还没有社保，经济无保障。三是三年一换届，时间有点短，很多大村庄的村民还没认全就要换届了，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怎么搞好村庄治理？”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的付华廷当了46年村支书，他认为要进行村庄治理的创新，一要民主公开，村庄的各个机构要权责分明，党支部、村委会和经济管理机构各司其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村集体经济上要进行单独核算，每一个负责人算成本收益账，对集体经济的保值增值负责，账目公开。二要管理上奖罚分明，用全体村民大会共同通过的村规民约来有奖有罚，好儿媳要奖励，不守村规要处罚，比如以少发福利的形式。三是精神文明要抓好，组织村民参加文娱活动，进行政治和文化学习。最根本的还是要扶持当地的产业，产业留人产业聚人。
“乡村治理的主体如党支部、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方面的职能需要有更好的定位，各司其职，更好地为群众利益服务。”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认为，村党支部应该从思想路线上把握住方向。有些村的党支部比较涣散，党员减少或者老化，就应该把一些年富力强，能够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人及时发展到党的队伍里来。村委会应该为全村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环境卫生、社会治安，文化教育，为村民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保证组织成员的利益和财产权利，使集体经济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把这些不同的功能定位好，最终让群众成为这些组织的主体，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改革乡村治理结构。群众能够自觉监督村干部，管理和监督好集体资产的使用和收益的分配，这些都是改革乡村治理结构的应有之义。
2、农民富起来组织才有凝聚力
集体富，村民富；集体穷，村民穷；集体空，民心散。这一点无论是从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还是集体经济脆弱的村，都能得到印证。在讨论政府报告的小组会上，关于如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肥乡县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发言最多。“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引领村民走向富裕道路的‘领头雁’，必须站位高远，凝聚共识，选择适合本村发展的农业项目和涉农企业入驻村庄，组织村民有序有偿流转土地。同时，将村集体的现有资源一并参与到企业的土地股份合作经营之中，最终形成村里有资源，企业有资金、有项目，只有让企业、村民和村集体捆绑式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达到企业盈利、村民分红、集体有收入。集体有了收入，公共事业才能建得好。”
“现在农村虽说衣食无忧，可基础设施老化，青壮劳动力外流，如何为乡村留住人气、添点‘活力’，亟待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刚刚三十出头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展望村村委会主任杨娟娟说。以自己村为例，村里多是毛坯土路，也没有自来水，乡亲们喝的都是井水，人自然难留住。只有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村干部带动农民把钱赚回来，农民富起来，村干部说话才有威信，基层党组织也才能更有凝聚力，才能为乡村留住人气与活力。
“现在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上楼进行社区化管理，原来的乡村架构变化很大。基层党组织要做好，村子要管理好，有几点要做到。”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街道峪田村党支部书记李培忠介绍，一是党的好政策要给农民落实好。比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村干部要是给农民讲不清楚，这个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落实。二是村班子一定要想办法带动农民致富，发展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不好，不能为老百姓添福利办好事，村干部就没有威信，就失去了和农民的紧密联系，就没有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3、精神文明搞上去人心就不会散
“春晚歌曲‘六尺巷’被人们热议，正是我国传承几千年的优秀乡土文化如乡绅文化、耕读传家、和合等被认同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认为，近些年来，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快速变革，正在从传统的乡村控制型向现代的乡村治理型转变。在免除农村各种税费之前，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取消各种税费之后，干群之间关系缓和了很多，但也出现了疏离的现象。他建议，深入发掘传统乡土优良文化伦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能够成为乡村治理的润滑剂，节约交易成本。在不断完善法治前提下，有序地发育社会组织。具体而言，包括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而乡镇政府要成为服务性部门，管理服务要有弹性，不能强制。
“我们的村民已经全部上楼，进行社区化居住和管理了，所以，怎么让大家过上像城里人一样文明健康的生活，是我们乡村管理的重点。”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花明楼社区党支部书记潘润兰介绍，我们创建了一个“社区为民服务中心”，社区干部以这个服务中心为载体，发展党建、信访维稳、治保调解、优抚低保、合作医疗、计生社保等功能落实。同时，深化党员队伍管理，开展党员美丽乡村领岗服务；整合老年协会、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宣传教育和环境维护义务服务，倡导文明家风；牵头成立社区商会，自发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形象，打造美丽门店。现在村民们有个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村里没有好医院，社区卫生所经常连基本的药物都买不到，如果上级政府能够在民生上给农村更多的资源扶持，那么村民的日子会更幸福快乐。
“一定要把村庄的文体活动搞好，把村庄里的‘闲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有事做。精神文明搞上去，人心就不会散。”李培忠建议，国家在转移支付中，加大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建设篮球场、图书馆，把文化阵地占领好，村庄有了文化才有凝聚力。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浙江省的“农村文化礼堂”经验可以向全国进行推广，“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阵地，进一步整合农村宣传文化、科普教育、体育健身等各类资源，打造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4、鼓励基层创新不能照搬照抄
无论是在东部沿海，还是在西北边陲；无论是在彩云之南，还是在黑水白山；也无论是在中原腹地，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都有乡村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认为，现在全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人员结构、文化结构都非常复杂。乡村治理这一块应该花大力气做更多的调研，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乡村的现实，分别制定一些措施，而不是简单地把城市或其他地区的治理模式移植到农村去，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认为，西部有西部的方式，东部有东部的方式，有些乡村传统文化、现代治理和市场经济结合得很好，去总结、发现他们的智慧，找到几种不同的类型，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试点挺有意义。比如华西村的经验能不能推广到西部不发达地区，是个问题。农村的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现在谁也不能说我们找到了一套方法，可以从上到下，从东到西统下去，就是要观察，看看老百姓有什么智慧，政府把握一个方向就行了。
乡村治理既宽泛多样，又古老而常新。现代社会，乡村治理更加复杂、多元而艰巨，随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均等化，随着城市与农村不断融合，随着乡村治理理念和机制不断完善，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迸发出勃勃生机！
李成贵委员： 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80年代初，北京密云的干峪沟村有300人，两年前就只剩下60人。乡村的荒凉和失序，却无法割断与故乡的情感纽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认为，有必要加快村庄归并，全面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他在多年关注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乡村的变化首先要顺应形势，科学规划先行。由农村综合管理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根据各地村庄布局特点、空心化程度以及未来10到20年发展趋势，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数量、选址及建设内容和标准规划。
二是政府投资具有刺激消费的衍生效应。政府应不失时机地加大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投资力度，满足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需求，又可去库存，培育经济增长点。
三是创新机制，筹好、管好、用好资金。有的省市在城市近郊采取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做法，即村庄归并整理出的土地三分之一用于复垦，三分之一用于屋舍建设，三分之一用于商业开发，保证了耕地不减，也较好地平衡了建设资金。还有的地方采用地票的办法，即开发商通过公开操作平台购买偏远村庄整理出的耕地指标，置换成相对好的区位建设用地指标，较好地解决偏远村庄土地不值钱的问题。
四是重建乡村生活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集成政策、整合资源。借鉴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法城村的村落搬迁经验，把国家脱贫攻坚工程中的生态移民、贫困农户危房改造等项目，以及各级政府实施的农村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合起来，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平台，打造新农村建设升级版。
邢克智代表： 探索多种模式扩权强镇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农学院院长邢克智建议，产城融合既需要构建产业生态体系，也需要城市功能配套跟进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两者不可偏颇。应该按照行政级别和城市规模确定市镇权限，探索多样化镇改市模式。扩权强镇需要赋予镇政府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镇改制为小城市。第一，镇改市需要根据镇域面积、镇常住人口数量和行政隶属关系确定小城市行政级别，确定升格为镇级市还是县级市。第二，实行改制镇管理权限与城市人口规模相挂钩，按照常住人口规模确定相关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改变以往单一的行政级别决定的城市管理权。第三，探索多样化镇改市模式。镇改市需要视情况选择适宜模式，既可以改为镇级的小城市，也可以改为副县级的中心城，还可以改为县级市。
任永昌代表： 加强镇村经管机构建设
乡镇农村经营管理机构长期承担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指导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监管农民负担、维护农民权益等职责。近年来，各地撤并乡镇农经站、裁减分流农经人员现象普遍，乡镇农经力量严重弱化，全国在编人员减少到之前的19%，严重地影响了监管职责的履行、改革任务的推进，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基层政权巩固，迫切需要加强机构建设。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厅厅长任永昌建议，由中央编办牵头，出台加强乡镇农经机构的指导意见，一是恢复机构，明确职能职责。恢复乡镇农经站，或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明确农经岗位、编制和职能职责，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二是理顺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借鉴乡（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实行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级主管部门双重领导、以业务部门垂直管理为主的体制。三是保障条件，确保职责履行。将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职责履行。充实基层农经队伍，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和培训机制，稳定队伍，提高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