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海南岛”和“吐鲁番”吗？1990年春晚，当超生游击队长黄宏搀着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台时，也把一个成见烙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上：农村人太爱生娃了，背井离乡、倾家荡产也要生娃！中国人口多，都是农村人爱生娃造成的！
这个成见如此之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9月份“人口大数据”系列报道刊出后，有读者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打电话说：“我赞成你文章里老龄化的内容，但是说现在孩子太少了，我不赞成。现在农村人生好几个的多的是！你上菜市场看看去，哪一家不是两三个？”
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人口大数据怎么说。
意外的真相
2012年，本报记者在山西翼城做调查时确实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满足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要求，这里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动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翼城县唐兴镇南寿城村村民马增霞是个典型的例子。放弃生育二孩的大多数头胎是个男孩，马增霞生的却是女儿。2004年马增霞夫妻就领了独生子女证，女儿11岁时，他们主动退了二胎指标，按当地政策，领到了5000元奖金。
“身边朋友一个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大人负担轻点，对孩子也能尽力付出，能把一个培养好就行了。”马增霞说。
也许你会说，这可能只是一个特例。来看看数据：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
马增霞不是翼城的特例，翼城也不是中国农村的特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在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江苏、湖北的一些允许生二胎的农村地区，人们常常放弃生二胎。
城乡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趋同现象。根据当时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已经非常接近。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0.46。
中国农村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急剧萎缩也印证了农村的低生育率。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0～2010年这10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从55万所减少一半多到26万所，而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22.9%到2010年的1.58亿。尽管这种减少可以部分归因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农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谈到流动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关于“农村人爱生娃”的成见中，最突出的就是针对流动人口。无论是黄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游击队形象，还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摊小贩孩子多”，说的都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也一直被认为是难中之难。
但真相再次让人意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中心学者陈卫和吴丽丽合作的《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岁育龄妇女中，城市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本地人口为1.28，城市本地人口为1.01。
双重挤压
32岁的山东寿光妇女张秀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车司机，她卖菜。张秀有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3岁。丈夫偶尔流露出想要个儿子的念头，立刻就会遭到她的数落。
“要两个都是多的！再要一个，我想都没想过！处处都要花钱，再生一个，他能养活我们娘几个？再说，我能活几辈子？可别给自己找罪受了！”张秀说。
张秀的心态在全国2亿多流动人口中非常普遍。这背后是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观的巨大变化，根源则是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的双重挤压。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影响巨大。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研究发现，生育旺盛期（20~30岁）育龄妇女的城镇化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42.34%，高出总人口5.42个百分点。这些育龄妇女进入城市后，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压力更大，机会也更多，这都大大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使其生育孩子的数量降低，生育年龄推迟。
由于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社会保障远不健全、与城市迥异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传统上农村整体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城市。但根据历年来多家研究机构所做的生育意愿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出现显著下降。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此后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虽然仍高于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生育意愿长期在2以上，但实际生育率最近10年介于1.05和1.45之间。
六普数据显示，农业户籍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72，低于农业户籍非流动妇女的1.366。这表明，无论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还是留在农村的妇女，实际生育率都已经相当低了。
相对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压低农村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跟城市相比，部分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以再生一个；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允许再生）已经比较宽松，但仍然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产生矛盾。围绕生和不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故事。随着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多生育付出过高代价，生育意愿也逐年走低。
生育意愿错觉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仅从直观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对农村人能生孩子的错觉又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生育率的认知。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可能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他们的直观感受不符。
他举例说，如果一半人生一个孩子，一半人生三个孩子，那么所有孩子里面，独生子女只占25%，而75%来自三孩家庭，给人感觉是人口会膨胀，但实际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代人萎缩20%。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大量瞒报现象。这背后也存在着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错觉。
正是因为“农村人爱生娃”的成见，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常常可以听到很多担忧：万一放开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弹怎么办？就算是城市人现在不愿意多生了，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还是很强的呀。
从农村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来看，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相反，另一种担忧却是切实的。《第一财经日报》在调研中发现，即使放开全面二孩，对农村生育率的影响可能远没有有关方面预计的那么大。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农村相对于城市较高的生育率对整体生育率的贡献会越来越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来就相对城市宽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农村整体生育意愿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变的边际收益变小。
在江苏省北部一个乡村，村委会主任兼计生专员老陈告诉本报记者，为了完成工作指标，自己有时候甚至会偷偷鼓励村民超生，但是基本没有什么用。
“想生的你不让他生他也生了，不想生的，你劝他生也没有用，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老陈说。
郭志刚与复旦大学人口学者王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学者蔡泳合著的《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指出了农村人口发展面临的困境——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流向城市，大大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但同时也导致农村人口老化严重，农村人口总抚养比更高，这将可能制约“三农”问题的解决。
他们建议，应努力阻止城乡生育率继续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断萎缩，设法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强人力资源储备，以应对未来四十年的急剧人口老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