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河南太康县几次被省政府约谈，并被罚2000万元。秸秆禁烧的治本之策在哪？一线干部怎么做怎么想？基层治理方式该如何转变？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10月的一个深夜，河南太康县毛庄镇，主干道旁喇叭声响：“焚烧秸秆污染大气环境，禁烧秸秆……”
地边，简易帐篷上挂着横幅——“黄郭村禁烧秸秆指挥部”。两名老党员坐在板车内，围着棉被守夜。村委委员师修庭调低扩音器：“身后700亩地，24小时巡逻，防止点火。”
“‘禁烧战役’持续1个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再坚持几天，麦种播下，干部才能松口气。”毛庄镇党委书记程卫东说。
因禁烧工作不力，太康县几次被省政府约谈，并被罚2000万元，6个乡镇被通报批评，2名乡镇党政正职被免职，66名党员干部被追究责任。
问责后的反思
干部认识不到位、缺少办法，“有苦劳，没功劳”
9月29日，马厂镇被通报批评。之后，镇长刘相英接着没日没夜投入秸秆禁烧。“全镇干部埋头干，忘记了国庆节，忘记了星期几。”
为啥被批评？刘相英并不掩饰：“最主要是认识不到位，仅凭惯例抓禁烧。干部缺少办法，导致‘有苦劳，没功劳’。”
事实上，太康县9月10日进行了第一次禁烧动员。工作部署早，火情却没防住。据环保部数据，9月15日至10月1日，河南共监测到秸秆焚烧着火点18个，仅太康县就有10个。
9月30日被约谈当晚，县委书记王国玺主持全县秸秆禁烧工作紧急会议，通报干部处理决定，“誓打一场秸秆禁烧翻身仗”。
“干部没有把秸秆禁烧提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心存侥幸，缺少抓手。”王国玺说。
县纪委书记马自成认为，禁烧秸秆虽是环保问题，但根本是作风问题，“几次动员，仍出现火情，说明工作落实不具体，不细致”。
会后，太康成立6个督查组，明察暗访，不间断巡查；实行网格化管理，县领导分包乡镇，县直单位分包行政村，明确每一地块的禁烧责任人；加大禁烧宣传力度；严格问责，4名处级干部被通报批评；严厉打击，目前行政拘留90人，训诫420多人。
“对于通报批评，我接受。虽然尽力了，但工作没做好，应引以为戒。”负责环保工作的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保华说。
为何屡禁不止
“秸秆没用了”，农民认为烧了更划算
因禁烧不力，县委常委会决定，对转楼乡、马头镇党政正职给予免职处理。
谈起转楼乡原乡长杨华，有乡干部为她叫屈：“禁烧秸秆有诸多不利条件，她已经尽力了。”
转楼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张钦明说，转楼乡种植结构单一，今年玉米种植面积7万亩。按亩产秸秆4000斤计算，全乡产秸秆2.8亿斤。因使用小型机具收割，秸秆未粉碎，地里残留多。
“群众认识不到位，认为烧秸秆方便种麦，能杀虫卵，烧了更合算。”商岗村农民赵祚明说，他和老伴种了8亩玉米。按亩产秸秆3000多斤计算，产秸秆24000多斤。如果请人用小型四轮车清运，3天运完，每天100元，共需300元。而点上一把火，能省下这笔钱。
青壮劳力外出，老人小孩留守，客观上导致秸秆清运困难。大型收割机可以直接粉碎秸秆还田，为什么不用？赵祚明说，用大型收割机，每亩80—100元；用小型收割机，每亩40元。按8亩计算，至少省320元。所以，多数农民选择小型机具。
“最根本的，还是秸秆没用了。”商岗村支部书记李兆帅说，小时候拿着篮子，收集玉米根，晒干了烧锅，现在农民用电、天然气做饭；秸秆以前能沤粪作肥，现在种地改用化肥；农村牛羊减少，秸秆不再是饲料。
秸秆禁烧期间，杨华吃住在乡里，节假日从不休息。然而，禁烧事故依然没能避免。
“干部工作辛苦，可方法不对头，又出了火情，只能追究责任。”王国玺说。
收尾前的坚守
干部管理到人头，落实责任蹲地头
独塘乡道边，支起一顶蓝色帐篷。乡党委书记王正义蹲在门口，和乡长李然增探讨下一步禁烧工作。
李然增嘴唇干裂：“这几天巡查，发现有麻痹、厌战苗头。有人嫌禁烧持续时间长，身心疲惫；有的压力太大，晚上睡不着，只怕有人点火。”
“加强督导、监管，‘时间上不留空当，空间上不留盲区’。”王正义接话，凡出现秸秆焚烧现象的，处罚该村2000元；对没有焚烧现象的村，每亩奖励2元，并额外奖励2000元。
“有的干部被通报批评、处分，可能出现消极情绪，也要做好思想工作。”李然增补充。
时至三秋收尾，太康县提出“不着一处火，不冒一股烟，不黑一块地”，要求干部振奋精神，夺取最后胜利。
毛庄乡提出“四头”工作法，即宣传工作到户头，干部管理到人头，严加防范抓源头，落实责任蹲地头。“建立禁烧微信群。不定时要求干部自拍工作照，发至微信群，看是否在岗。”程卫东说。
有驻村干部打出“感情牌”：县粮食局一名干部回老家，任村第一书记。借着中秋节，他自费请村干部吃饭。感动之余，村干部积极动员全村人，支持老乡工作，不烧秸秆。
有乡镇干部做事“不徇私”：某人点火，被抓个现行，呼喊老舅帮忙。身为乡党委书记的老舅，果断执法，毫不徇私。
“全县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坚守一线，付出了艰苦努力。”太康县常务副县长贾庆伟说。
治理思路求变
转变领导方式、改变生产方式才能“治本”
怎么才能找到禁烧的根本办法？“关键是转变干部的领导方式、农民的生产方式，否则事倍功半。”王国玺说。
实现突破，首先应分析焚烧秸秆的动机，因人施策。据分析，焚烧秸秆者有“四种人”：一是农民，为了种地方便；二是犁地的农机户，为提高工作效率，多挣钱；三是拾玉米棒的人，为捡拾方便，焚烧秸秆；四是与干部有矛盾的人，故意焚烧。这四种人要区别对待。对第一种人，为其寻找秸秆出路；对第二种人，用市场手段加以控制；对第三种人，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打击力度；对第四种人，做好沟通交流，改善干群关系。
出路在哪里？王国玺认为，大型收割机粉碎秸秆，可深耕还田，不仅减少秸秆焚烧，还能改善土质，有利粮食生产。而目前，大型机具使用受到两个限制，一是土地流转规模小，分散种植，使用率低；二是比小型机具使用费高，农民不愿意选择。为此，应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同时建议国家设立大型机具购置补贴。“太康265万亩粮食，如果有3500台大型机具，即可满足使用。”
“秸秆变‘废’为宝，是另一个发展方向。”贾庆伟说，比如，引导农户、合作社发展牛羊养殖业，多用秸秆饲料。
农作物套种，能有效避免焚烧。在芝麻洼乡，玉米与辣椒、花生套种，亩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仅种玉米，亩收入不足1000元。“地里有辣椒，农民舍不得烧秸秆。”转楼乡新任党委书记范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