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着房子和企业，大批大批的年轻人挤入城市，留下抛荒的土地和年迈的父母。空巢老人比例已经超过半数，达到55%。专家们认为，这并不新鲜的话题无疑是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在调研过程中，常有学生为老人们的“乐观”、“知足”感慨不已，有每月领取60元劳保的老人感慨“从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38岁的刘长喜理解老人对温饱生活的感恩戴德，经历过战争、动乱、饥荒等灾难，这些吃上了“好面馍”的老人认为不交租、不冷不饿就是幸福，能吃能喝就是健康。
然而同样从苦难年代走过来、62岁的张雄却对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担忧。这名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表示，社会转型的总能量必定会分解到每个社会成员中，困扰城里人的紧张、焦虑、孤独和无助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中。
“城里人是在现代化文化的浸润中慢慢变化，农村老人却要在巨大的变化中进行自我调试。”张雄推断说，当现代和传统、企盼和现实冲突时，这些质朴的老农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来用，自己消化，获得宽容，最终满意。
据此，下面的场景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有的老人语言不通，却希望学生能留下来多聊几句；有的被问到“是否孤单”就流眼泪；有的不知从哪扒出个月饼塞到学生手里。
然而参加调研的同学们注意到，有的老人嘴上说“满意”，但“脸是苦的”；有的笑着说“满意！”但又加上一句“不满意还能怎么样呢？”广东一位老人为给孙子腾房子搬到村委会看门，无奈地笑说“想回家”；即便是住铁皮房的刘桂花，也没有大倒苦水，只是用“不好”来回答“子女是否孝顺”的询问。
另一组数据似乎也能说明农村老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尽管有七成农村老人希望能与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仍有86.5%的老人对与子女间的关系现状表示满意。
“这种‘满意’比‘不满意’更加悲哀。”张雄叹息道，背后是老人们对自我诉求的放弃。就如同让子女住新房、自己住旧屋一样，老人们把自己的梦也完全移植到了下一代身上。
但更多的时候，张雄眼中的光芒暗淡下来：“他们只能靠宽容，不把自己一直放在冲突里。”
去年，他在湖南山区某村预调研时见到一名老人。这名老人自己砍树、刨木板，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费了老劲在山腰上建成一幢二层小楼。山脚下的旧房子楼梯断了，结满蛛网，他要建一幢装修得像城里一样好的新房子，只为让儿子过年回来时多住几天。这个场景，令张雄心酸。
这名学者通过调研发现，过年那几天，走出土地的孩子们“像天兵天将一样回来了，一个村的生命力在爆竹中得到闪现，老人一年的心酸孤独在节点上得到平衡”。在每家必备的圆桌边，失去传统家长地位的老人们在颇具仪式感的相聚中，寻找着自我尊重的感觉。
于是，电话就成为必备之物。无论在西边的大山中，还是在东部的海边，尽管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的拥有量仍有很大差别，但拥有手机、电话的农村老人比例均占到了四分之三以上。
很多老人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刘桂花的儿子不管她，好在嫁到邻村去的女儿“很孝顺”，常来给她送点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铁皮房中，这名老人也不愿走进养老院。
调查显示，有儿女的老人，即便出现儿女不孝等各种原因，6成老人也选择居家养老。他们多数人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
“我有儿有女，不去养老院！”广东普宁市一个富裕村子里戴金手镯的老人说。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则表示“没钱”。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老人不接受养老院，多数认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经济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子女被指责也是重要原因。
据调查，一半以上的乡镇拥有养老院，近五分之三的乡镇拥有老人活动室。
“摆设！”张雄拍着沙发扶手大声说，“有摆设比没有摆设好，因为是进步。”他认为，那些挂着铁锁的活动室至少说明了一点，仅有场地还不够，还需要进行组织。
和“摆设”相比，广东普宁市一个集体经济发达村子的状况就相对可观很多。村里修建了农村公园，可以游泳的水渠围绕着假山。村里在广场上举办过老人投篮比赛、聘请专业教练教授过太极拳。老人们可以在村里的宗祠喝功夫茶，出自该村的企业家还向村联防队捐赠了巡逻用的摩托车。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刘长喜说，他认为农村养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养老，归根结底就是让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更多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然而调查发现，尽管半数以上的农村老人依然如“老黄牛”般在土地上耕种，只会让土地长庄稼的他们却已经难以收获财富和地位了。更多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过土地，“种”出了楼房和企业。
问卷以外，刘桂花以为学生是政府派下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为此激动不已。她并不是个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区别，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这些农村老人，有的建议公办养老院由政府出资，老人免费入住；有的老兽医拿出自己手写的诊断家禽疾病的方法，希望学生带到城市拿给专家看看；有的老人自力更生，希望自己的养猪场越办越大，以后改建成养老院，这是他的“梦想”。
在张雄看来，这些守在土地上的老年人是中国最后的农民、最后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习惯被剥夺、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用自己的忍耐来维护家庭、家族以及村里的荣誉”，“把村支书、村长的意识作为自己的意识，关于自己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劳作方式、大一统血缘关系正在被打碎，未富先老的中国农民正经受着巨大的心理紧张和焦灼。”张雄说，他们在意自己是否“中用”，担心家里的荒地和城里的儿孙，他们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但对最切身的养老问题，他们却并不十分在意，“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