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灾农民这才关注起“产量”之外的另一要素“抗性”。
在“两优0293”外包装袋上明确标注“抗性：稻瘟病平均5。6级”，这在稻瘟病抗性分级标准中意味着，发病率不到25%。
然后撕开包装袋，混杂在种子中的，还有一张白色纸片。在抗性5。6级之后，多了四个字：“最高9级”。这意味着，发病率超过50%，甚至达到100%。
因为内外包装不一致，受灾农民认为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刻意隐瞒品种缺陷，招致了重大损失。
这不是“两优0293”第一次因为抗性差给农民带来损失。
公开报道显示，2007年湖北种植的“两优0293”因不耐高温，结实率仅为30%；2008年安徽芜湖种植“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白枯叶病；2012年，江苏境内600亩“两优0293”感染稻瘟病。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做过一系列调查，证实隆平高科确有内外标签不一致，同时“存在‘抗性更优、稳产高产’等与品种审定公告不相符的宣传内容”。
但作为执法者，刘根也没找到处罚依据。
“有很多擦边球可打。”刘根说，他只好“一直给农业部写汇报”，同时委托工商部门介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寻找依据，也希望农民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据悉，隆平高科主要负责人曾两赴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沟通。
“隆平高科是央企，如果没有农业部的重视，不会来我们办公室的。”在刘根的印象里，对方“态度很好”，还曾保证，不再在安徽境内售卖“两优0293”种子，同时对农民给予补偿。
然而不久，刘根又接到了“两优0293”仍在安徽省售卖的举报电话。农民补偿也迟迟没有落实。
于是，在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提交的汇报材料中，只能一次次恳请农业部，对“两优0293”审定区域作出调整，“不再包含我省”。
对于上述质疑，隆平高科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两优0293”产品包装符合种子标签标准相关要求。“外标注稻瘟病抗性5、6级，就是告诉大家此品种稻瘟病抗性差”，并不存在虚假宣传。
对于赔付问题，该公司称已经协调当地政府进行了保险赔付，同时也免费提供种子进行补偿，但该公司认为事件迟迟不能善后，与农业保险低赔付率有关。
所谓增产被减产填平
发生在安徽的这场风波，再度引发了农业界对国内育种时“重产量不重质量”这一倾向的反思。
在五河县农委专家鉴定意见中，写明此次稻瘟病是由于2014年安徽特殊的天气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所致。同时强调“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
在参与此次鉴定的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丁克坚看来，因为该品种稻瘟病抗性“最高9级”，即使政府部门和种子公司售后提醒到位，也来不及预防。
曾有专家公开撰文质疑超级稻，“倘若不抗稻瘟病，则不能算真正的超高产品种”。
丁克坚也认为，抗性差是品种本身有问题，抗性原本应该是抵抗无常天气的一个预防措施，“否则一旦发生稻瘟病，前几年所谓的增产，立马被大面积减产填平”。
抗性不被重视，与国审标准有关。“在安徽省内审定品种时，抗性具有一票否决权。”丁克坚指出，但是在国家审定中，抗性近几年才被重视，之前只重视产量。
被强化的是产量，被忽视的除了抗性之外，还有米质。米质包括外观品质、营养品质、食味品质等6项指标。
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考察了国外市场后发现，中国的超级稻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原因在于米质一般。
近年来，不断有国人在日本抢购大米，除价格等因素外，包括口感在内的米质，同样是消费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超级稻这一提法最早起源于日本，当时日本称之为“水稻超高产育种”。中国随后发展超级稻，有国际竞争的意味。
然而，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员Hiroshi Nakano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1年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即开发有高产能力的“饲料稻”。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2013年，日本超级稻的产量为11万吨，全部用于动物饲料。
然而中国在发展超级稻应对粮食安全时，并没有提及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
早在2001年，广西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有多位研究员联合撰写《高产还是优质？——浅谈当前杂交水稻育种的主攻目标》一文，质疑超级稻的主攻目标忽视“优质”的问题。
几经辗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了其中一位主要作者。数年间，该专家一直致力于培育米质优良的稻种。“在我的印象中，从1996年超级稻项目启动以来，国家财政没有给优质稻提供过研究经费”。该专家透露，即便是当初撰写质疑超级稻的文章，也曾被多家杂志社拒绝发表，认为挑战权威，不合时宜。
“一号文件”要求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1996年，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由袁隆平牵总头，国内数十家科研机构联合协作，旨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然而在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的19年间，并未使中国稻谷总产量显著提升，甚至曾出现显著滑落。
2004年，包括“两优0293”在内的超级稻二期品种实验成功，超级稻亩产突破800公斤大关。与此同时，我国稻谷总产量已经下滑至17000万吨左右，直到2011年才重新回到20000万吨，达到1997年的水平。以单产论，1995年水稻平均亩产402公斤，2013年为447。8公斤，年均增幅仅为0。6%。
到2012年，稻谷的“全国最大粮食作物”头衔，已经被玉米取代。
超级稻公布的理论数字与实际收成之间巨大的差异，也是业界诟病超级稻的焦点。
对此，广西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理事邓国富指出，超级稻的高产数字是由科研人员将优良的品种栽种到优良的田块中，运用优良的方法培育，使其在优良的生态中生长而来，即“良田、良种、良态、良法”配套，缺一不可。
实际上，中国约有70%的中低产田，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占40%以上，加之农民无法拥有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实际种植中根本种不出这样高的产量。
超级稻要想获得超高产量，还需要大量化肥助力。
常年致力于超级稻研究的邓国富指出，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超过50%，更多的是造成土壤污染。
云无心认为，这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最高收成”和“普通情况下的平均收成”之间的差异。前者可以说不计成本，但对后者意义不大，“两者之间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超级稻小面积高产，转变成大面积均衡增产。
“2015年将是超级稻的一个拐点。”丁克坚认为，最明显的标志来源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解读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反复强调，“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产量增长方式，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来”。
“中国大豆已经失守了，几乎全被国外品种抢占了市场，水稻绝不能重蹈覆辙。”丁克坚说。
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玉米。美国杂交玉米品种“先玉335”只用3年时间，便占据了吉林省玉米实际播种面积的40%。除高产稳产之外，靠的就是对黑粉病、矮花叶病等七种病害均有一定抗性的优异表现。
事实上，超级稻的领头羊隆平高科也在做出调整，该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四期超级稻主要以袁隆平院士为主导进行，公司的科研方向以市场需求为主，满足农民对高产、优质、多抗综合能力较强的品种，不追求品种的单一性能，而追求综合性能。
“至少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袁隆平现在领头的超级稻，一条是品质好、环境代价小的优质稻研究。”邓国富说。
而今的五河县，田地里已种上当季的小麦。绿油油的小麦中间，几块连片的昏黄色显得格外突兀。那是当地最大的超级稻“两优0293”种植户吴丰（化名）的70亩田地。因血本无归，吴丰放弃收割横七竖八的死稻，也没有本钱再投入这一季小麦的种植。
农民不关心世界纪录或是国家推广，农民只会用脚投票。在“两优0293”事件以后，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当地数十户农民，无一人再愿意种植该超级稻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