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能为自己的时代做些什么？认识了“老毛”，你就知道了。
八届人大，老毛反映了农村电价过高，电网不好的问题。3年后，中央开始加大农村电网改造力度，最终实现了城乡同网同价；九届人大，老毛提出农业特产税不合理。3年后，全国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九届人大，老毛提出取消农业税的议案。最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全国取消农业税……
“开人代会不是举拳头，吃馒头”
“1992年的秋天，毛书记给我拿了几张照片，说你把这个送给辽宁省丹东市人大办公室。那会儿大家都说，这不扯嘛，一个农村人还当全国人大代表？听起来跟笑话一样。”当时在大梨树村办企业龙凤宾馆工作的史淑云说。
“第一次去开会，走之前的头天晚上，他说，‘怎么办你说，这个事我可愁了。’意思是到北京开会都要穿衬衣系领带。咱这农村也没系过领带呀，还是我找了一个住店的客人把领带扣给打好了。完了还说这个扣可千万别拽大劲儿了，拽大劲儿就秃噜了。”史淑云记得，那天毛丰美特别高兴，还特意让大伙儿包了顿饺子。
而当时的毛丰美，内心其实并不轻松。因为他知道，这不单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老重视了，走访群众，这天到俺们家了。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有，我说城里的电费是三毛多一度，农村就是一块多，这不合理。”村民于进阳说。
“当时城市一度电是0.35元，农村一度电是1.2元。农民呢，有的干脆不用电了，就点蜡，有的推磨也不用电磨，自己就用柴油拉磨。”丹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说，“老毛就说，差距咋这么大呢？就去凤城电业局了解情况，说是农村的电网不好，电的损耗都算在农民身上。”
这次人代会上，老毛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此后的十年间，国家投入3000多亿元启动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城乡同网同价。
也是那一年，这个敢说话的黑瘦的农村老头，连同他倔强的性格一起，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而问题的解决，无疑给了老毛信心。
“这个建议让每家每年省了三四百块钱。”后来提到这件事，老毛说，“我发现开人代会不是举拳头吃馒头。建议提准了中央就会重视，别人也觉得我不简单。”“争论，大伙儿才知道实情”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老毛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取消农业税。
“那几年国家总讲减负，可是全国平均每人2亩地，毛收入800块钱，城里的征税点是每月800块钱，一年是9600块，差了十几倍。”毛丰美很慎重，不仅了解身边的情况，还到产粮大省吉林和黑龙江去了解，“我想也许会有什么优惠政策，结果情况是一样的。”
可当老毛找代表签字的时候，都不给他签，说“老毛你净扯，几千年来都这样，农民怎能不缴税呢？”老毛就跟他们争，说“农民怎么就该缴税呢？种粮根本不挣钱，回头你还让他交钱养活公务员，这是何道理呀？”
这次会上，老毛碰了钉子，之后他又连续写了5年取消农业税的议案，终于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得到了全国取消农业税的消息，乐得他一宿没睡好。
老毛说农村的事儿、农民的事儿太重要了，所以年年帮着吵吵。可他开会有个习惯，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会场有代表考虑的角度与他不同，经常引起争论。可老毛说了，“代表争论不是更好吗？争论的过程大伙儿才知道实情。”
人大代表里很多是省里的领导，老毛说话直，有人提醒他，说你开完会还要回农村，还是村里的书记，还要做事情。可老毛不在乎。他说“谁让你给我这个权力了，有发言权。不管。”老毛还说，其实真正的领导还是愿意听点儿真东西的。
“2004年，除了缴农业税，还要承担修路、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的费用，还有集资办学，农民还要给一些单位‘开工资’，农民养一个小四轮一年就要交费2000多元，还经常被罚款。农民找到我，我一问，管理部门说，县乡财政困难，我们只好靠罚款发工资。看看，农民多难呐！”那年接受采访，老毛激动地说，“我来（北京）干什么来了？我就是说话来了！前天我把这话说了，俺们省委书记、省长都站起来给我鼓掌！俺们省长说，毛丰美，你够个代表，敢说真话！”
“我不可能老当代表啊”
2007年，老毛又拿着两瓶黑水呼吁解决铁岭昌图的农村水污染问题。
“哎呀那水黑的，马都不喝，老百姓都造完了。我们代表去了，人都得哭哇。”毛丰美当时接受采访时说，“我说你找两个矿泉水瓶，给我装两瓶。”
第一天发言，老毛就把这两瓶水带去了，讲着讲着就来气了，说：“今天我带的两瓶水，一瓶是河里的，一瓶是过滤了好几天的。今天咱们开会所有代表，谁能喝一口，咱就（给他）叫个好。结果老百姓已经喝十来年了，咱们还在这里开会呢。”那一次，老毛当着很多代表的面儿拍了桌子，说得眼睛都红了。
开完会，又有人提醒老毛，说“你这么大嗓门，不怕得罪人吗？”老毛很生气，说“刺激什么？把老百姓都喝到这程度了，还刺激什么？”
很多人劝老毛，说农村的事儿得慢慢来，人太多，又复杂，解决起来哪儿那么容易。可老毛不听，他说他抗不了那个挨，一天到晚磨叽。“我就不是那性格。就是着急，要把这事说出去让大伙儿都知道，上面赶快知道赶快办。”他说他不可能老当代表啊！
“2008年吧，老毛我们唠过嗑。意思问我种了多少地？我说种了20多亩，现在是怎么个收入？当时干苞米的情况下，能卖到7毛钱一斤。一亩地的产量800来斤，就是500来块钱。刨去种子、化肥这些，一亩地也就剩个一半的钱。按照当时的消费一家大概要6000来块钱。咱们卖这个苞米，再养两头猪，再卖点儿猪，这么才能凑够生活费。”大梨树村村民孙广德说，“毛书记说我到你仓里看一下，我看你苞米到底啥情况。”
那一年，老毛带着两个苞米上了全国两会。他说，“你们看看，这么大个儿的苞米才卖三四毛钱。农民太吃亏了，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让种粮的人有奔头。”
“他不光反映大梨树的粮价，还反映全国的。那年咱们国家是大丰收，尤其是黑龙江和吉林，老百姓粮仓里都放不下，在家里堆着，都有要烂的可能，但是粮价太低，农民不愿意卖。”那一次，何晶也在场，“老毛通过黑龙江、吉林那边的代表把这个问题都了解上来了。他说，‘算算咱们工资涨了多少，太不合理了’，他在会上就这么讲。他讲完之后很多农民都给他打电话，说他算把农民的话给说出去了。”
“我不就是那个建议没提出去嘛”
也许，没人知道老毛做过这些事儿。但是老毛说，他不需要别人知道。
“我尽到责任。我每次提建议，要是中央给解决了，或者给我鼓掌，那心里敞亮。”老毛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老毛身体一直不好，但是自从2009年做了结肠癌手术后，直到他离世的2014年9月26日的前半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包括为农民代言。
“有一次我跟他上哈尔滨，参加一次全国的人大代表学习班，一晚上就拉肚子，好几十次啊。”何晶说，“他自己告诉我，‘何晶，我都不行了。’那汗呀，拉拉地。还有一次开大会，也是身体不行，我说你请个假吧。他说，‘我不就是那个建议没提出去嘛，不为了这个我来干啥？’”
一提老毛，老伴丁桂清就忍不住掉眼泪，“我说你咋这么拼命呢？那吊瓶挂老了。我说你现在体格不好了，是不是也晚了？他说‘那我也值，你不干工作就不得病了？’去年开会我不让他去，说什么也不听。我说你让人带上去，他说那不行，别人带不如我自个顶用。”
老毛放心不下呀。
他说农民贷款的问题，让他很难受，他说很多代表根本不知道，农民本人他都不知道，“他都以为农民就需要这么高的利息，他还感谢人家银行，拿这么高的利息还贷不上呐，额度还不行，这还能好？”
他说代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基层，他是其中一员。他知道农民太不容易了。他不能一个劲儿地喊好。
他说他不在乎别人怎么做，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对不起老百姓。
“包括去世前几天，咱们兴城四家村张文成书记来了，他也是人大代表。那天从俺们村山上下来，他俩抱头痛哭。”儿子毛正新一边说，眼泪一边打转儿，“哭完后我父亲就跟他说，‘哎呀，以后农村的事儿、农民的事儿就靠你们代言啦。我是白费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