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引导与强化政府作用，不仅仅体现于财政措施，往往还体现在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上。针对长期以来千差万别的农艺制度，对农业机械化应用的限制，以及农机农艺脱节、农业生产缺乏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等问题，农业部组织科研人员专门攻关，制定对策。比如说玉米种植，在一个省就有30多种行距模式，不仅不利于机械化，有些模式的种植效果也值得怀疑。
2010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的意见》，农机化司与计划、财务、科教、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相关司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工作方案》，强化了农业部内部司局间的分工协作工作机制。在科研方面，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发受到重视，在主要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中，都设置了农机岗位专家；在推广方面，发布了各个主要作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在全国设立了水稻、玉米、油菜、棉花、甘蔗、薯类6大作物54个农机农艺技术融合示范区，组织引导农民统一作物品种、播期、行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
从国家集体包办到农民自主发展、到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探索创造、再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一次次解放思想，一次次突破阻碍，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就这样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通过市场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源共享与互惠服务，为世界创造小规模农业实现机械化的中国范例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86年的山西。
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省份，从南到北有700多公里长，纵跨中国9个生态麦区中的3个——黄淮海麦区、北方春麦区和北方冬麦区，小麦成熟期长达近30天。
1986年5月的一天，晋中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从电视上看到湖北、安徽和河南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农民开镰收割。过不了多久，自己家南边的运城小麦也该熟了。刚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温廷玉，看着墙上的地图，发现了一个“商机”，何不利用麦熟的时间差，从运城沿途向北收，搞它个“南征北战”？于是，他联合村里的5户农民第一次南下运城收割小麦。
温廷玉没有想到，这个最早的农机跨区作业服务队，开启了我国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先河，他们也成为第一批转战麦区的“淘金者”。农机具在他们手上，不仅只是替代劳动力的工具，而且成为可以致富增收的手段。到1995年，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省共有约8000台联合收割机加入了跨区机收。这种农民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自发性行为，一般只在省内流动作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少有参与。
1996年，农业部首次在河南省组织召开了“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正式揭开全国大规模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的序幕。当年有北方11个省2.3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小麦跨区机收，此后跨区机收的浪潮席卷全国，持续至今每年有30多万台收割机参与跨区作业，作物也从小麦拓展到水稻、玉米和其他大宗作物。
跨区收获作业，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这种新型的农机服务模式，起到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让有限农机资源为社会共同利用。它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进行有效地对接，使高投入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分散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土地上实现了高产出，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途径。
从收获环节这一农业最紧要的环节开始，“农机共同利用”逐步拓展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耕整地、机播机插、秸秆还田、机械化植保、粮食烘干、加工储运等等，通过农机户和用机户之间进行作业价格的“协商谈判”，最后形成统一而较为稳定的作业价格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个标准的“完全竞争市场”——“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产品同质性”，市场上有许多企业只能生产同质的产品，消费者无法根据产品的差别形成偏好，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享受垄断利益；“资源流动性”，生产厂商进入或退出行业不受任何社会法令和其他社会力量的限制。由于无任何进出市场的社会障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生产者只能获得正常的利润，而不能获得垄断利益；“信息完全性”，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着与自己的经济决策有关的一切信息，这样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厂商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完全信息，作出自己最优的经济决策，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知道既定的市场价格，都按照这一既定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之所以引用这一段经济学术语，是要说明“伟大的创造”并非妄言，农民的“发现”符合经济规律。“完全竞争市场”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市场”，正因如此，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农机“共同利用”，农机经营者靠机致富，农机使用者节本增效，都得到最大效益，亿万农民才真心接受，其生命力才如此顽强。
比较美国、欧洲、日韩等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美国采用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路线，欧洲是中等规模、集约机械化路线，日韩是一个中小规模、精细化的机械化路线，但其作物单一，主要是水稻。三种路线，共同特点是都走高度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路子，技术含量高，价值也大；国外农户本身比较富有，购买农机主要是自己用。但是我国农户“超多”，经营规模“超小”，农民积累能力“超弱”，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如果每家每户买农机既买不起，也不经济，先进国家路线不能照搬。我国农户的耕地不到欧盟国家的1/40，美国的1/400，这样的情况下，用“共同利用”这样一种方式，以超过发达国家小麦收获机利用率的小成本，我国的小麦2012年机收率就超过90%，成为第一个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作物。这种模式已在水稻、玉米等主要作物生产中复制。——中国的道路确实“与众不同”。
职能部门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的协调服务管理体系，让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优势尽显
谈中国农机化特色，不能不提到中国的农机管理和服务部门。
“许多国家农机同行惊叹，中国有一套世界上独有的农机化行政管理和农机试验鉴定、安全监理和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体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扬敏丽说。这套从计划经济时期就建立的体系，尽管在80年代体制转换期曾有过一段局部的“点断、人散、网破”，但其完整性一直保持至今，其功能不断完善，成为国家和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有力推手。
与改革开放前运动式推动、齐头并进不同，针对各地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程度，农机管理部门统筹农机化发展方略，引导农机化科学发展。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突破，有选择地发展”行之有效的指导方针，集中人力、财力，在重点地区、重点作物、重点环节上寻求突破，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在小麦第一个实现全程机械化后，又开始攻克玉米机收和水稻机插两个薄弱环节，力争三大粮食作物都能全程机械化；并分步骤地启动棉花、油菜、甘蔗、马铃薯等大宗作物机械化试点示范。
在补贴政策设计上，重点向优势农产品集中产区倾斜，向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倾斜，向先进机具倾斜，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农机管理部门贯彻《农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开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建设活动，建立定点联系机制，培育一批典型，规范和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康发展。按照“引导不强迫、支持不包办、服务不干预”的原则，支持农机专业户发展成为农机大户，引导农机大户、种粮大户、普通农机专业户和农户，采取机具入股、技术入股、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创建农机合作社等服务组织。
到2013年，全国农机合作社数量超过了4.1万个，我国农机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不断推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农机合作社利用技术、服务、信息等优势把农机户组织起来，发展出生产环节的“定单作业”、“全程托管”，产前的“农资团购”、产后的“统加统销”等多种服务模式，或者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直接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当前我国农业中最具活力和带动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说，政府促进农机化发展，就是要确保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买得起”就是落实好财政补贴政策，解决农民购买力问题，同时引导企业重点研制生产符合农民购买力的先进适用机械；“用得好”就是通过试验鉴定，对农机的可靠性、适应性和安全性作出评价，通过安全检测和技术推广培训让农民安全放心使用，通过质量监督来维护农民权益；“有效益”，就是培育作业市场，壮大市场主体，通过组织和引导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和使用者的经济效益。
每到三夏、三秋的机收关键时节，农业部门联合公安、交通、石化等部门，为跨区机收提供通行便利，确保供油基础，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还开通了全国性的跨区作业直通车信息系统，数十万农机手实现了作业市场供需对接。
2013年，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将农业机械保险纳入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写入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2014年9月，在农业部财务司、农机化司的推动下，中国农业银行在新疆试点农机租赁，300多万元的大型采棉机农机合作社只需首付30%即可开回家，仅沙湾县3家农机合作社就一举“采购”了17台大型采棉机。金融支持农机化发展已开启破冰之旅。
农业机械化，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从崎岖走上开阔，从艰辛走向平坦。
（采访组成员：吕明宜 刘小伟 朱先春 余向东 赵洁 王东生 毛晓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