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者厉以宁表示,将来中国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将来的农业从业者将是真正懂得农业技术的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种植生产将走规模化道路。农民职业化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不再是一种二元社会中的政治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农业生产也将实现专业化与现代化。
日前,著名经济学者厉以宁表示,将来中国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将来的农业从业者将是真正懂得农业技术的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种植生产将走规模化道路。
在过去几年,“城镇化”逐渐取代“三农”成为主流话题,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将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但是,如果不考虑土地问题,也会留下一些问题,比如谁来从事农业生产?目前,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90后一代绝大部分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兴趣,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后继无人。
因此,农民职业化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不再是一种二元社会中的政治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农业生产也将实现专业化与现代化。但是,鉴于目前土地仍然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即土地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种前景还很遥远。不过,在北方适合机械化耕种与收割的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早就实现了粮食作物生产的现代化,那些拥有机械收费为人耕种收获的人也算是职业农民的雏形。
现代市场经济否定“小农经济”,尽管中国粮食种植非常稳定(因为在土地规模很小且人工很贵的情况下种植其他作物不经济),但小农性质的养猪业经常因“蛛网效应”而呈现周期性过剩,呈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耕者有其田是因为城市不能提供足够就业的话,那么,现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已是事实,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承包制”就会被消解。
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家庭,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村家庭逐步解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城市打工和就业,因此,所谓很多“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等待就业的人,而不是从事农业的人。事实上,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对职业化的“现代农民”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家庭的“小农经济”解体后,中国是否有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安排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能力。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农民成为个体的待业者,而不是家庭经济中的一员时,国家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并且给予他们市民的身份。目前来看,农村大量年轻人处于打零工、半固定工作以及待业,他们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能力和兴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除了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最主要的是,如何将他们纳入到一种新型社会组织之中,而不是游荡在社会边缘地带,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农业,当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衰落,农业亟须产业化之时,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好了鼓励土地集约化的土地改革,以及规模化种植带来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挑战。至少目前看来,这些问题都还待解答,目前主要还停留在以财政补贴鼓励家庭粮食种植的阶段,土地改革还未启动。
此外,农村或将成为农村弱者(老年人、儿童)的定居区,如果农民进一步职业化,农地进一步集约化,那么,作为弱者的农村社区如何组织将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农村必然衰落而置之不理,必须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在这些方面,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日本早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化,但是,目前日本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且加速老龄化趋势,日本因此积极采取措施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并对农业后继者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
中国应该积极向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方面转型,把握主动才能化解矛盾和问题。首先,应该积极推动农业的产业化与农地的集约化,为规模农业以及职业农民打好基础,并且进一步学习日本经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同时吸引农村以外人才从事农业;其次,提高年轻农民的社会组织化水平,帮助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在城市稳定的生活,提高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及各种公共服务,不要让农村成为失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