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这是几十年来入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种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毛主席在讲话中还列举了清朝皇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对这三种东西的漠视，揭露了旧政权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反动本质。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半年，百废待兴，亟待解决的问题难以计数，毛主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这三种东西要靠自己？为什么把这件事看作彻底解决经济建设问题的标志？查阅资料可以发现，历史和当时的现实都表明，这三种东西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和夜间照明，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这三种东西不解决，人民不得温饱，就不能安居乐业，社会也不会安定，国家建设更不可能顺利进行。清朝皇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相继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不关心以这“三种东西”为主的民生，依赖从外国进口，耗尽中国极为稀缺的外汇资源，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直至丧失政权。
我于1946年5月参加工作，2003年3月离休，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连续工作了57年，其中43年是在这“三种东西”有密切关系的纺织工业部门、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度过的，见证了这“三种东西”实现靠自己的全过程。我的切身感受是：正是靠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了“靠自己”的志气、智慧与奋斗精神，新中国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了目标，基本实现毛主席提出的“经济建设问题彻底解决”的愿望。这是新中国历史的光辉一页。
下面，是“三种东西”从1950年到2013年的生产增长情况。
从2001年起，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实现电气化，电力供应覆盖到全国1613个县（旗），夜间照明已普及电灯，不再使用煤油。煤油主要用作航空和地面交通器具的燃料。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6072万人，为1950年5.5亿人的246.53%。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需求和增长压力，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2013年中国生产的粮食为1950年的4.55倍，远远大于人口增长的2.46倍。中国的粮食自给率高达99%，用全球8%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全球21%的人口，举世公认，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执政宗旨，高度关注和改善民生
“人心向背”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人心的内涵，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失。中国共产党讲人心，从来都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执政宗旨。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以“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主席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成为新中国建国纲领的重要内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到半年，刚刚受命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即在上海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研究全国性的经济问题。他在会议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形势，指出：“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面资源，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同年11月13日，陈云在《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中强调，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陈云抓“两白”（大米、棉花），一黑（煤炭）生产供应、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和平定物价成功，毛主席称赞“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查阅《周恩来年谱》可以发现，在群众生活困难的年月，周恩来总理最为操心操办的大事就是粮食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国务院会议，同毛泽东、陈云、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个别谈话，找粮食部、农业部算账，找主要产粮省商量调出粮食，几乎三天两头地研究粮食工作，安排群众生活。我确信，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有这样的工作记录。
二、把执政宗旨变成立国纲领，成为治国良策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国家制定的历次五年计划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都在列出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的同时，优先安排好粮食和棉花播种面积与产量指标。1956年4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强调发展农业，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从60年代初期开始，中央又先后制定并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按照“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指导原则，为农业生产提供水利、化肥、良种、农药、农业机械等物质技术条件，确保“粮食、棉花、煤油”三种东西，在各项计划编制和实施中优先得到保证。
正是认真承传了这种执政为民的宗旨，中国人民在粮食、棉花靠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断创下里程碑式的光辉业绩。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开始了土地改革，废除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年复一年地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开始了农村改革，批判和消除“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1992年修改的宪法，正式删除“人民公社”，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规定“长期不变”。根据市场供需变化，政府在放开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同时，不断提高粮食、棉花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1993年2月，停止执行了38年的粮票供应票证制度。2001年中国正式对外宣布，“中国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质量大幅提高”。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除在中国实行了2600年、被历朝历代奉为“皇粮国税”的全部农业税（仅保留了烟叶税），全面减轻农业负担，广泛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为了确保中央的决策得到落实，国务院还多次召开年度全国棉花会议，动员各地多种棉花。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到会，直接听取汇报，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棉花会议上，总理问到会的产棉大县常熟县县委书记，知道不知道有关翁同龢的一副对联？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周总理说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意为讽刺李鸿章；下联是“司农常熟世间荒”，则是指主管税赋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常熟人，只顾熟了常熟，却荒了四方。总理讲这副对联，意在教育干部，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劳。
三、抓住机遇，实施工业化“支农”战略
中国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争地矛盾。这个矛盾是人类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是靠工业化办法解决的。这是历史经验，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1972年初，周总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抓住中美关系解冻、西方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的有利时机，经毛主席同意，决定引进4套石油化纤和2套石油化肥的成套项目。接着，又扩大为进口13套化肥设备。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以后，我们又陆续引进、消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17%。
用化学纤维替代棉毛、羊毛、蚕茧等天然原料，效果更为显著。1972年，在中国引进石油化纤先进技术设备时，全国只能生产低档的维尼纶和粘胶纤维，总产量约占当年全部纺织原料的5.5%，2013年这个比例已高达80.4%，总产量达到4121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现在，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衣食住用行中，衣着状况是最好的。不论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城乡男女老少的衣着差距都是最小的。不仅如此，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2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没有纺织原料靠自己，没有纺织生产的极大发展，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实现粮食、棉花、煤油三种东西靠自己，涉及到国民经济的众多方面，需要细致的决策、组织和协调，确保各个环节工作到位。《周恩来年谱》记载，1962年2月，周恩来两次找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副部长，研究发展化学纤维问题。随后，我随钱之光部长一起去了辽宁、吉林的造纸厂（生产人造纤维原料）和黑龙江的大兴安岭林区，调查研究，着手各项筹办工作，开始了“靠自己”的艰苦创业进程。
1972年，最早引进的石油化纤项目建在上海，工程进展较快，但也受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干扰。1973年6月，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到上海视察上海石化总厂工地。2年后，即1975年5月，邓小平再次视察这个工地，详细询问工程进展、引进设备及环境保护等情况。回到北京后，立即指示谷牧副总理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现场会议，给以多方面支持和协助，推进工程建设。在上海石化的带动下，我国现代石油化纤工业异军突起，3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
60多年前，毛主席提出粮食、棉花、煤油三种东西“靠自己”，形式上是讲三种具体东西，实质上，我理解它含有更深的意义，表达的是一种自信，一种决心，一种奋发图强精神。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弘扬了“靠自己”的精神，我们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的吃饭穿衣这个首要的民生问题。今天，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发展的大环境空前改善，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弘扬“靠自己”的精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我们就一定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办得更多，做得更好。
